政府还是社会，在抗击疫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基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虽然新加坡的病例数高于中国香港，但新加坡近90%的病例是居住在卫生条件不佳、与一般社区隔离的移民工人宿舍(Koh2020)。为了衡量世界各国政府应对COVID-19的政策回应，牛津大学创建了牛津COVID-19政府反应跟踪(OxCGRT)数据集(Hale et al. 2020)。它显示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OxCGRT主要内容和政策严格程度指数(Stringency Index）。

与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香港在没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封锁的情况下取得了政策成果。对新加坡来说，它在2020年4月和5月实施了名为Circuit Breaker的大规模防疫阻断措施。另一个重大差异是在抗击COVID-19过程中接触者追踪技术的使用。新加坡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使用了TraceTogether和SafeEntry等移动应用程序来追踪接触者(Wu and Zhu 2020)。尽管中国香港推出了“LeaveHomeSafe” 接触者追踪应用，但由于对政界人士的不信任，中国香港市民对该应用的使用率远低于新加坡。

新加坡的政策严格程度指数(StringencyIndex)高于中国香港。

以100为满分，中国香港的最高指数仅为71，而新加坡为85。这一点很难解释，除非人们接受做的越少越好这一结论。由于该指数主要反映的是政府行动，而不是社会的自愿集体行动，这更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香港在COVID-19中的表现可以更多地归因于公民社会的观点。

在政府-社会协同(Evans1997b)、共同生产(Howlett et al. 2017)和协同治理(Emerson et al. 2012)的模式下，公民参与在形成政策成果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

在中国香港，早在官员发布警告和法律法规通过之前，市民就已经自愿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卫生，可以简单到经常洗手，以防止COVID-19的传播。商业部门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危机中也发挥了作用，包括确保商店中充足和持续的日用品供应，以避免恐慌性购物。这些社会行为者包括公司和大众媒体，只要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公民的，而不是出于利润动机，就可以被视为社会的一部分。

国家-社会关系及Covid-19的应对方法

中国香港：以社会为中心，自下而上的方法

根据Sellers(2011)的政府-社会关系框架，中国香港的新冠肺炎应对可以归类为“以社会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官僚机构和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导致了强有力的问责制和信息自由。

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每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市民和大众传媒普遍认为该新闻发布会是有关新冠肺炎的客观、权威和可靠的信息来源。受人尊敬的医学方面的学者在公共媒体上提出的建议，经常挑战和质疑一些政治家的判断，对公民来说也是一个高度可信的信息来源。

由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向公众提供准确和及时的信息，被广泛认为是防治流行病的有效和基本的解决办法之一(Moon 2020)。

在大流行中，“对公民讲真话”的重要性不亚于“对权力讲真话”。医疗专业人员可以利用宝贵的信息制定对这种疾病适合的治疗方式，并遏制其传播，而公民则可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这可以简单到戴上外科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此外，社交媒体上的在线论坛是组织抗击新冠肺炎集体行动的主要渠道之一。通过这些在线论坛，许多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卫生专业人员还分享了有关大流行情况的最新内部信息，并帮助公民理解和分析来自不同来源的医疗信息，包括政界人士发布的官方和政策信息，了解其准确性、实用性和可靠性。

图一显示中国香港新冠肺炎病例的每日数目、整体趋势及纵向模式。截至撰写本文时，新冠病毒共发生了四次疫情。曲线的起伏可以被看作是政治家与社会和专业官僚联盟之间的拉锯战。新冠肺炎疫情在社会和专业官僚联盟主导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大的控制，但由于政治家们想要主导抗疫，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Wong 2021)。

图1：中国香港2020年-2021年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趋势图

第一波是在2020年1月下旬至3月初，中国香港成功地预防了疫情，病例总数仅维持在120例左右。在世界范围内，关闭边境和实施有效的隔离政策被证明是防止疫情蔓延的有效措施。政府在社会压力下采取行动，在2月5日关闭一些过境点。第二波是在3月中旬到6月下旬，病例上升到1000多例。尽管如此，社会和大部分市民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些病例大部分不是社区爆发的，而是来自外地返港的中国香港市民输入的病例。

令人担忧的是分别从2020年7月初和11月中旬开始的第三波和第四波。在第三波中，病例数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达到4000多例。在第四次浪潮中，这一数字在短短两周内从5500名左右跃升至6800多名。市民和专家们都认为，这两波风波的根源在于政府判断失误和无能，导致宽松的、科学上不合理的豁免等检疫漏洞。

例如，在第三次浪潮中，政府在6月初放松了对船只和机组人员的管制，允许他们在没有医疗证明和检疫要求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香港。在第四次浪潮中，允许被隔离的人在酒店接待访客等漏洞被揭露出来。虽然这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哗然，但在第三、第四次浪潮中，社会对政府的牵制是软弱的。在第二次浪潮之后，政府推出了许多削弱社会和官僚的新政策和举措。

新加坡：以政府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方法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采用了基本正确的措施来应对COVID-19的国家之一，但与中国香港的社会驱动型应对不同，新加坡的预防措施主要是由政府驱动的。

在Sellers(2011)的政府-社会关系框架下，它采用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方法”。图2显示了新加坡COVID-19病例的总体趋势和纵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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