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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一个男人——追忆英培安

2022-04-27 缘分 26169

英培安

寻根问祖

培安从来不曾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连听说过都没有，但他很早便知自己祖籍广东新会。

“跟维新先驱梁启超同乡。”断文识字的父亲留给他的就这几个字。随着年岁的增长，培安终于拼凑出了父亲早年的故事，也明白了他终日沉默寡言的原因。

不得不提起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年零三个月，侵略者的铁蹄即踏至南方大都会广州城下，百多公里外的新会早已人心惶惶。

“赶紧逃吧，不然没命了。”似乎所有的人都在为逃亡做准备。

但又能逃去哪里呢？

“不如我们下南洋吧，远离战争，远离乱世。”已为人夫人父的英士光权衡再三后，做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

但拖家带口漂洋过海谈何容易，何况那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地方能否保全性命还是个未知数。

于是他只好挥泪告别妻儿，只身经香港前往狮城探路，准备安顿下来后再接他们母子三人前来。

但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妻儿杳无音讯，故土战火连绵，弹丸之地的新加坡不久之后也惨遭侵略者的蹂躏。此时的英士光结识了同样来自广东的陈先生，陈先生颇为赏识士光的才识，于是把自己的女儿陈宽许配于他，士光与陈宽结为夫妻，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7年1月26日，他们的长子培安出世，三年后又添多了个女儿，新会英家开始在南洋开枝散叶。

成长岁月

培安一家住在小坡大马路（今桥北路）一家店屋的二楼，楼下是母亲经营的海芳咖啡馆，而在马拉峇街开了家小中医馆的父亲则经常出国行医。

每天一大早，母亲即起身开店，她把年幼的培安放在椅子上，让他自己啃面包。乖巧的培安从来不哭不闹，他安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安静地等待父亲回来。父亲虽然少言寡语，但他非常疼爱这个灵气十足的儿子，总觉得这个儿子跟自己心灵相通，每隔一段日子，他就会买几本童书给培安。

八岁那年，父亲把培安送进了住家附近的公教中学（小学部），虽然入学前已开始读书认字，但培安并不喜欢坐在课堂里读死书。及至升上中学，他在学业方面依然没什么过人之处，但父母从未因此而责备或冷落他。

“他是个特别的孩子。”父亲对母亲说。

“由他自己发展吧。”母亲如此回应。

培安依旧无拘无束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读华文书、看华语电影、写华文故事。那时父亲给他买了很多漫画和故事书，培安热衷重写里面的故事，他把自己喜欢的情节加入其中，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故事的结局，写好后就偷偷藏起来，那是他跟自己玩的游戏。

培安真正的写作生涯始于诗歌创作。那一年他读中二，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要同学们写一篇散文，培安即兴写了一首题为《晚霞》的诗歌交了上去，结果得了高分，后来他把这首诗作投去报章的学生副刊，不想竟被登了出来。首次投稿即大功告成，这让他对诗歌的兴趣大增，他开始大量阅读起徐志摩、闻一多、力匡等名家的诗篇来。与此同时，受鲁迅小说《孔乙己》的影响，他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工人》，这篇小说同样得以在报章发表。

中三那年开学时，他接受华文老师的建议，转去不那么重视学业成绩的卫理中学。在那里，他依然专注于阅读，并在台湾著名现代派诗人杨牧及痖弦的影响下继续诗歌创作。他的诗歌除了刊载于公教中学校刊《学文》，也频频出现于当时的《学生周报》、《蕉风》、《当代文艺》、《星洲日报》等刊物。也因此，他受到《学生周报》主编姚拓先生的赏识。

这一时期，他跟同样喜爱诗歌创作的吴伟才成为知交。伟才家在培安家斜对面，他们时常交流诗作，也时常在月黑风高的海边高谈阔论，酣畅淋漓。

坠入爱河

中学毕业后，培安进入义安学院修读中文。在这里，他遇到了一批来自台湾的学者，他们文学造诣深厚，教学水平一流，教培安新文学的李辰冬教授即为其中之一。李教授十分欣赏培安的才华，也充分尊重这个想法独特的高足，培安在自由奔放的氛围中才思泉涌。1968年，他的第一本诗集《手术台上》出版，其中长达150行的诗作《手术台上》一气呵成，只字未改，功底之深厚可见一斑。

这本极富想像力的诗集倍受好评，年轻的英培安声名鹊起。

同年，他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茶座》，并担任主编。

也就在这一年，《学生周报》主编姚拓自吉隆坡前来会见投稿该刊物的新加坡诗人，地点在友联书局，培安是被约见者之一。

此时，16岁的吴明珠就读圣尼格拉女中，她跟喜爱写诗的同窗吴小蝶交情深厚。小蝶对培安仰慕已久，听闻诗人雅聚友联书局，即拉着明珠一同前往“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