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亚洲5个国家在新冠爆发初期如何应对，政府的行动力决定一切

面对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所有政府都实施了广泛的政策来对抗外部冲击。尽管目标相同，但各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机、政策重点和使用的政策工具上各不相同。已有的政治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政府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反应，造成差异。政府能力是一个政府组织官僚机构和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能力。最近，三位美国高校学者Wei-Ting Yen， Li-Yin Liu，Eunji Won和Testriono　Nicola Belle合作，通过对亚洲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新冠肺炎危机早期的案例对比分析，研究了政府能力如何影响政府应对COVID- 19政策的时间和配置。研究结果显示，在病毒风险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力较强的政府（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启动危机应对更快，更广泛地调动政府资源，并使用多种政策工具。相比之下，能力较低的政府（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处理危机时反应更被动，将重点限制在与边境有关的措施上，并在可以使用的工具类型上更受限制。该论文指出，在揭示政治制度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影响时，研究COVID-19应对过程而不是结果（即确诊病例/死亡）的重要性。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SSCI顶级期刊Governance上。

研究背景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大流行，所有政府都实施了广泛的政策来对抗外部冲击。尽管目标相同，但各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机、政策重点和使用的政策工具上各不相同。在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12日宣布COVID-19为大流行之前，亚洲各政府的反应差异尤为明显。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全世界对这种新出现的病毒的许多方面都不确定，比如它的起源、传播路线和传播速度。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各国政府对这场危机做出独特的反应。例如，韩国积极主动地调动其对检测能力的关注。印度采取了更为被动的路线，只采用了少数与边境有关的规定。那么，是什么制度因素解释了早期亚洲各政府对COVID-19反应的差异？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研究已有的政治制度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促成或限制政府的反应（Greer，2021）。在政府能力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政府能力——最低限度定义为政府机器实现政策目标的组织和官僚能力——如何影响亚洲各政府在2020年3月12日之前的COVID-19危机应对措施。该研究结合了政府能力文献和政策设计文献，并开发了一个框架，以了解政府能力如何影响响政府应对COVID-19的政策设计重点、拓展和全面性。

为了分析政府政策反应的差异，本研究对亚洲的五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进行了比较个案研究。通过官方声明和文件，收集了从2019年12月31日（当时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COVID-19）到2020年3月12日（当时COVID-19被宣布为大流行并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为应对COVID-19而采取的每一项政策措施。这五个政府发起的所有措施和法规都按政策项目和时间进行了排序。

政府能力、政策设计和COVID-19应对

政府能力是中央政府及其官僚机构渗透社会并分配社会资源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的能力（Besley&Persson，2009；Geddes，1994；Mann，1984）。因此，政府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最常见的三个维度是强制能力、行政能力和汲取能力（Hanson&Sigman，2021；Skocpol，1985；Soifer，2012）。强制能力是一个政府使用强制力迫使公民服从的能力。行政能力是一个政府设计和执行政策的官僚能力，而汲取能力是一个政府为其统治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这三个维度是独特的概念透镜，但相互关联。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包含一个自治的官僚机构，它具有设计和执行政策的合格能力，并拥有渗透社会（必要时使用强制力量）以获取（和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政府能力是解释政府成功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等抗解政策问题的关键组织因素（Christensen等，2016；Christensen&Lægreid，2020；Greer等，2020）。

政策设计先于政策实施，是“政府行使权力的手段”（Lindvall&Teorell，2016，第9页）。没有有效的政策设计，仅仅成功的政策实施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策结果。尽管如此，适当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工具对于实现政府预期的政策结果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有效的政策设计往往被认为是高政府能力的一部分。很少有研究揭示政府能力和政策设计之间的内在关系（参见Lindvall&Teorell，2016；Meckling&Nahm，2018；Mao，2021）。缺乏对政府能力和政策设计之间联系的关注是有问题的。无论一个政府的能力如何，它都需要合理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工具来实现理想的政策目标。如果没有恰当的政策设计，即使是最有能力的政府也可能在危机面前失败。COVID-19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政府的高能力并不会自动导致低病例/低死亡率。

此外，政策设计在政府能力相关研究中往往被忽视，因为政策设计的研究往往留给公共行政或政策研究。为了充分解释政府能力如何影响政府对COVID-19的回应，有必要将政策设计和选择重新纳入分析。

研究假设：政府能力作为政策设计的决定因素

为了解决像COVID-19这样的抗解问题，有必要使用全面的政策工具并将它们捆绑在一起（Howlett，2005；Howlett等，2015；Peters等，2018）。政府能力影响政府在每个选择的政策项目类型中利用综合政策工具的程度。总的来说，高政府能力通过高水平的汲取和行政能力与危机管理中更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相关联。在危机期间，更高的汲取能力意味着政府更有能力动员和与社会（即公民、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合作来汲取所需的资源，更高的行政能力意味着政府更有能力收集信息，做出相应的政策决策，并在社会中有效地实施政策（Mao，2021）。高度的汲取和行政能力，如果与政策工具联系起来，就会导致使用各种政策工具，特别是积极激励工具、能力工具和通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工具（例如，呼吁政府团结），以产生更高水平的社会遵守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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