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晚年直言：虽然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但它不会“回归祖国”

新加坡具有很多地理上的优势，身居马六甲海峡让它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国家，但它也因此失去了地理上的屏障。正如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件珍宝走在闹市，如果他没有能力捍卫这件珍宝，那么珍宝对他来说将是灾祸。

而“在一个4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建立强大的经济和国防体系，必须依赖强而有力的政府。”

李光耀坚持认为，脆弱的新加坡没有存在分歧的资格，如果新加坡政府在未来出现了一个反对派，那新加坡必定走向平庸。这是他晚年反复强调的话，也可以当做他对后辈们最后的嘱托。

但是，在李光耀的晚年，很多新加坡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认同他的这个观点。

他们认为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被几亿敌对的马来人包围”是一种恐吓；他们也认为，李光耀强调一个强而有力的、说一不二的政府，是为了便于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对此，李光耀倒也坦然，他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找到了继任者，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我的任务到此为止。对于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早就认了。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新加坡为何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身处在两重复杂的环境之中：一是身处冷战中的世界，一是“东南亚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冷酷世界”。

新加坡的条件不允许他们孤立于世界存在，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加坡不仅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外界，在军事和政治上同样严重依赖。所以，新加坡无法和其他国家（比如缅甸）那样谁也不靠近。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李光耀一度寄希望于英国人留下，扮演一个“缓冲角色”，但英国在亚太的统治力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不断扩大的力量，尽管美国人“惯于耀武扬威”，他也只能努力适应。

至于苏联，虽然新加坡和苏联在1968年就建交了，但此后双方接触一直很少。李光耀说：除了苏联渔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捕获的鱼，他们并没有什么是值得新加坡购买的。

李光耀与里根

1977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新加坡对此表示了反对，苏联随后声称：“有2500万华人居住在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第五纵队’。”双方关系恶化。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加入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列，冻结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并禁止苏联的军舰在新加坡停靠维修。

他们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得以缓解。不过，此时的苏联已经是日薄西山，他们的总理雷日科夫竟然提出要向新加坡借贷5000万元来购买新加坡的商品。曾经的苏联辉煌不再，竟沦落到向小小的新加坡借钱，李光耀让手下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从上述几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新加坡和李光耀的站边。

苏联人声称的“海外华人在侨居国充当中国代理人”，这是李光耀一直以来都想向外界澄清的问题。在新加坡几百万的人口中，华人占了74.2%，是绝对的主体民族。这曾一度引起过很多国家的戒备和猜疑，尤其是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考虑到李光耀的危机感，和新加坡所处的这种双重环境，我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王蒙和章含之的回忆中，李光耀总有一种对中国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本人对外界把新加坡和中国联系起来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才向华国锋提出刊登他和毛主席合照前应该征得他的同意，甚至有意避免和王蒙讲普通话。

李光耀曾坦率地向中国提出：我们有必要做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事实确实也是如此，尽管新加坡和中国在70年代末就已经确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但双方正式建交却是在1990年。新加坡也是亚洲国家中最晚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当然，除了外界的因素，李光耀也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中建立一种牢固的国家认同，这个认同当然是对新加坡的认同，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认同。

1965年新加坡刚刚独立，李光耀就说了一段话：

“我不是中国人，就如肯尼迪总统不是个爱尔兰人。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杨、林的人们，外表上是中国人，说着华语，然而却与中国人不同。

我们有中国人的血统，我们不否认这点；但重要的是，我们以新加坡的立场思考，关心新加坡的权益，而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人的权益着想。”

李光耀强调，当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后，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如果没有这种认同，互相争吵下去，“新加坡将不能生存下去”。

李光耀：我不对祖籍抱有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是新加坡华人，他的祖籍是广东梅州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包括他的妻子也是柯玉芝也是华人，祖籍为福建泉州。

身为一个华人国家的华人领导，李光耀深知老一辈华人对中国的感情。

对老一辈华人来说，在海外好好赚钱，然后寄回国帮助亲人，似乎是他们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李光耀认为著名华侨陈嘉庚的经历体现了这一点：他早年下南洋经商发了财，却一直记挂着中国，他积极援助抗战，多次向中国募捐资金，帮助中国盖学校，办教育，最后他回到了中国，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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