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难题，新加坡是如何做的

养老是当今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并逐渐走向峰值。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面对如此庞大的老龄化人口，养老如何从机制上做好应对？

纵观全球，西方社会国家大多选择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政府统一保障养老问题，但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作为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在美世和CFA发布的全球养老金指数报告中已经连续13年亚洲排名第一。

养老是当今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人老以后，失去了生产能力，没有了收入，如何能保证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

答案无外乎三个：

自己年轻时候储蓄，老了自给自足；

养儿防老，老了由子女赡养；

社会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政府统一保障养老问题。

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福利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第三种方式。

但结果往往是入不敷出，老人的期望值很高，而社会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能力——拿出足够的资源供养日渐壮大的老年人人群。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的一项分析，全球8个主要经济体2015年养老金储蓄缺口已经超过70万亿美元，是这些国家当年GDP总和的1.7倍。

新加坡的养老金问题则要小得多。据新加坡统计局披露，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住户部门总资产约2.5万亿新元，总负债只有3184亿，平均每个新加坡居民(只包括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净资产约53万新元。

总资产中，公积金储蓄4621亿新元，平均每个账户余额10.7万新元，其中，65岁以上老人平均每个账户约7万新元，80岁以上老人约2.2万新元。

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加坡在养老问题上没有陷入政治正确，而是运用了其“超级理性主义”，从本质上认识养老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政府政策激励社会和个人发动积极能动性，系统性地解决养老和储蓄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新加坡的判断有以下几个要点：

1. 西方的福利社会制度不可持续，只有老百姓及家庭自己担负起养老储蓄的基本责任，才不至于入不敷出。

2. 人们大多是短视的，往往由于现实生活的压力，不会自觉自愿地为养老储蓄到足够的金额，从而带来老年时期的贫穷。所以养老储蓄必须有政府强制的成分。

3. 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足够的知识做好储蓄的投资判断，所以政府可以代为管理，但管理过程透明。

4. 对于真正没有能力的社会底层人群，政府应该通过转移支付保障基本的生活标准。

西方福利社会制度或不可持续

在社会保险的养老储蓄上，欧美国家大多选择的是现收现付制，即以当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同一时期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生活开支。

出于政治正确，西方社会一方面在增加对老年人群的福利承诺，而另一方面却因为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使这种制度面临严重挑战。

新加坡养老金实行的是个人基金制，由个人每月将自己一部分工资收入存入公积金局的个人账户，退休后依靠所积累的缴费金额和投资收益安排老年生活。

这一制度源于李光耀对人性的洞察以及“政府不搞施舍”的政治主张。

他认为人的产权意识是天生的，强制每个人为自己储蓄，个人不仅会珍惜自己的财产，还会因拥有产权而产生归属感。

由政府包揽的养老制度必然懒汉滋生、资源浪费，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在不提高税收的情况下承担如此庞大的责任。

李光耀认为大多数人缺乏良好的自我约束力，很难主动储蓄，也不具备投资能力。因此，新加坡政府强制要求每个人自工作之日起就为自己的住房、医疗、退休生活而储蓄，所有账户存款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

李光耀回忆道“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富有，也不可能挑起保健、失业和养老福利的重担而不必大量抽税…….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包括个人表现差、增长率停滞不前和预算赤字提高”。

“社会上总有一些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足的人……我们应尽量设法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拯救这些人的子女，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的生活方式。我们做出适当安排，以确保那些十分需要援助的人获得福利照顾”。

为了减小养老压力，新加坡自1999起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至62岁，并延续至今。

2012年，新加坡发布《退休与重新雇佣法令》，规定凡是年满62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只要健康状况和工作表现良好，雇主都有法律义务为他们提供重新受雇的选择，直到他们65岁。

2017年又将新受雇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据新加坡人力资源部统计，2019年，新加坡65~69岁老人中46%仍在工作，70岁及以上老人中17.6%仍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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