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与“落叶生根”：21世纪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溯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9年9月12日，中秋佳节前夕，香港独特的中秋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在大坑上演。

在新加坡政府主导非遗进程之外，早在2004年，以前富士通工程师尤祥瑞为代表的民间社会人士就对发掘和保护华人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国家文物局也因为尤祥瑞积极参与文化遗产工作，邀请他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评审委员之一。在民间社会对于华人传统文化的追溯中，蔡教授着重分析了武吉布朗山（Bukit Brown Cenmetery武吉布朗山坟场，简称BBC）运动的案例。

2011年9月，新加坡都市发展局宣布要迁移武吉布朗山中5000座坟墓用以建筑公路。这一决定引发了一场保护武吉布朗山运动以及社会对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论争。吴安全、吴安龙兄弟与一些义工组成了名为布朗人（Brownies）的群体，以保护武吉布朗山。社会舆论发酵之下，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间，新加坡政府委托许耀峰博士记录那些将会被拆迁的坟墓资料。但是民间发起的布朗人团体更聚焦于整个布朗山坟场所涵盖的10万座以上的坟墓，他们一面搜索记录荒废的、无人祭拜的坟墓；另一方面，他们从档案中发掘这些逝者的资料，重新记录新加坡先贤的历史。在布朗人的搜索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被忘却的祖先：如义安公司的创办人佘有进、凤山寺的创办人梁壬癸、峇峇富商徐炎泉的母亲、富商叶玉桑、陈嘉庚的堂兄、诗人冯蕉衣，甚至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外祖父一家四人的坟墓。这些发掘活动，经过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以及电视、报章的报道，再经学会的推动，最终形成了这场拯救武吉布朗山的运动。2014年，运动发起人吴安全以寻墓人的身份获选《联合早报》6位年度人物之一；同年，武吉布朗山也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观察名录。2016年，吴安全被英国广播频道BBC列为全球50位最具启发性人物之一；同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拍摄了一部关于武吉布朗山及其寻墓运动的纪录片。这场运动，不仅唤起新加坡对于先代名人的记忆，也带动其后人以至相关的会馆，重新进行上坟和祭祀活动。

武吉布朗山

然而，以都市发展为名去迁拆坟山，并非新鲜事。20世纪之前，新加坡的坟山大致分布在市中心周边，他们在战后都被一一迁移，例如1950年迁移位于淡申路的广恩山来兴建陈笃生医院，1951年迁移位于乌节路的泰山亭，如今乌节路已是新加坡最繁华的商业街。1970年之后，坟山逐渐设于市中心外围的一些地区，下图所示之中间圈层中有前述的武吉布朗山坟场；而在1973年，武吉布朗山附近的碧山亭也因新加坡政府收地被迁拆；2009年，属于潮州人的广孝山坟场是以都市建设为名的最近一个被拆迁的华人坟场。

广孝山坟场的迁移，许耀峰博士和犹他家谱学会也受到委托对坟墓资料进行记录。2010年，新加坡共和国理工学院和国家图书馆也举办了一个相关的小型展览会。相比于这些被拆迁的坟山（场），蔡教授提出如下问题，即我们需要探究为什么位于更接近市中心的武吉布朗山可以在都市发展下避免被拆迁的厄运？

上述坟山（场）的历史命运、新加坡华人对于“根”与“源”的认识逻辑，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标准化的问题，蔡教授认为可从新加坡的建国历史和国策来分析这些案例的联系。

战后的东南亚国家普遍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从1965年新加坡建国至1985年这20年间，是一个统一语言的族群——华族建立的过程。新加坡政府在推广华语的同时，认为方言是自成帮派、相互对立的根源，因此放弃方言被视为一种返本还原、寻根究底的正义之举，符合统一国家、团结民族的使命。在此背景下，以方言为重要沟通工具的会馆及其相关活动变得沉寂，原来会馆所发挥的照顾乡亲、筹款救国、养生送死、兴学礼仪的功能也逐渐落寞，不被社会所需或为国家所取代。蔡教授指出，从1985年成立的宗乡联合总会的地缘团体成立的年份来看，新加坡建国后的20年间，也是最少会馆成立的年代。

1978年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在新加坡引发了一波寻根热潮和商业贸易的契机。1976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首次访问中国，意在打开中国市场，缓解树胶、土产出入口、轮船转运等商业困境。1990年代，新加坡政府逐渐开放华人到中国内地的限制，同时也主动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社会也掀起一波寻根的热潮。蔡教授通过整理华文报章关于寻根的报道，总结出有6000余条与寻根有关的条目都是在1980年之后出现的。这些报道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回乡寻根，也包括不少宗、乡会馆回乡进行祭祖、寻根活动；同时，中国政府也支持并设计了专为年轻人的“寻根之旅”。这些寻根热潮促进了族谱、家谱的编修，在新加坡，方言群体通过展览和表演让年轻一代了解先辈走过的路。除此之外，原本沉寂的会馆也因寻根热潮而重新兴旺，庙宇随着中国内地祖庙的开放而重新联系起来。认祖归宗不仅限于血缘和地缘群体，也扩展到神缘群体。当方言成为新加坡国内宗亲团体与中国内地进行寻根、投资以及建立环球网络的重要工具，新加坡政府也不能再抹杀方言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与1970年代放弃方言的语调不同，1990年代，传媒舆论认为既要推广华语，确保这是各籍贯华人语言沟通的重要工具，也要保留方言。

新加坡四马路观音庙前络绎不绝的人群，每逢初一十五，大量大华人前来参拜。

在政府的支持下，1985年成立宗乡总会。宗乡总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弘扬在地化的华人文化，并为华人文化溯源。10余年间，宗乡总会通过创办会刊《源》、拍摄华族历史纪录片以及创办文史资料中心等活动，来记录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指导、制定新加坡华人的礼俗，说明华人的文化礼俗之源虽在中国，但华人的根应该在新加坡。传统礼俗的保留应促进社会稳定与加强凝聚力，应为新加坡国家服务，应致力于团结国家。

蔡教授认为，新加坡政府对华语和方言的态度改变，引发如何去平衡华语和方言的问题。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华人人口虽然占据多数，但自立国以来，都处于被种族和宗教包围的地缘政治之中。面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吸引以及民众寻根热潮，新加坡政府一直十分谨慎地处理各种族之间的情绪。

因此，新加坡在追求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新加坡华人是新加坡四大族群的支柱之一，是国族组成的重要部分。方言群体的寻根活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华族的塑造。既然无法取代方言，新加坡政府分割“根”与“源”也许是最妥善的方法。在无法避免溯源的情况下，国家强调华人的文化虽然源在中国，但在新加坡生根发展。寻找在新加坡生根、埋葬的先贤的武吉布朗山运动，以及强调文化的在地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新加坡政府提供了解决1980年代以来华人的“根”与“源”的困境的方法。即新加坡华人文化的源在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但重要的是华人所带来的文化在新加坡生根，在新加坡发展，并成为新加坡独特的文化。在新加坡政府看来，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寻根活动，其实是寻源的方法，新加坡华人还是要扎根本地。2018年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开幕。在介绍碧山亭的旗舰活动的万缘胜会时，把这原来是广惠肇三属人士举办的宗教仪式活动，强调为不分族群、不分种族的，是已经超越了广惠肇族群，达至各族群籍贯人士和谐共处理念的弘扬孝道的活动。这无疑也是配合了国家话语下的文化对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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