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与“落叶生根”：21世纪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溯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演讲结束之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与蔡教授进行对谈。郑教授表示，演讲着眼于新加坡华人对文化的追溯和政府对族群文化的定义的研究，在如今全球化、城市化的趋势下，具有普遍性的参考价值，其指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面对跨地域的人群迁移，他们同样将自己的文化脉络带入到当地社会中，在推动城市建设的同时，或引发矛盾，或共融共存，一定程度上都可参照新加坡国家与社会解决问题的过程。另一方面，郑教授提到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种族多元的国家，除了政府政策对文化溯源产生的导向性作用，民间社会本身追溯文化的历史过程同样值得注意，尤其是谈及宗乡总会这样一个同时带有“国家”“民间”两个标志的组织。他尤其感兴趣如何去理解这一组织在应对国家引导文化溯源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例如，当新加坡社会以宗、乡团体为工具建立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时，这种联系是否反过来又对宗、乡团体本身的发展造成影响？从1970年代会馆沉寂至80-90年代会馆、宗、乡团体的兴起，如何去理解这一时段下这些组织的发展脉络？接着，他强调寻根活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是新加坡华人前往中国寻根，而且中国地方的一些宗族团体也通过新加坡获得失散的族谱、礼俗仪式等。最后，对于武吉布朗山运动，郑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指出这一运动和广惠肇的祭祀活动存在一些相通的特点，荒废的墓碑如何在社会运动的引领下重新进入祭祀的范围，以及越来越多共同的、集体的祭祀活动，他们是祖先还是先贤？这一趋势是否体现了一种共祖的现象？他认为这或许表达了现下社会对祖先的新的理解，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此，蔡教授认为国家的政策影响到民众对于文化溯源的看法，对于演讲中提及的坟山、非遗、方言籍贯等问题，看似联系程度不高，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话语的影响。社会对于文化根源的探寻，其实也不断在影响国家对华人文化的看法，国家政策也在因应社会情况而不断做出改变。宗乡总会并非国家机构，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及其他华人会馆联合商讨建立并用于配合国家话语的产物。新加坡的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各种族的文化遗产中心或博物馆，但华人的文化中心如唐人街的牛车水原貌馆、南洋理工大学的华裔馆却在宗乡总会的管理之下。同时蔡教授还例举了在2015年，为响应一带一路政策，中国在新加坡开设中国文化中心；2017年，新加坡政府支持建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从这些管理措施之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平衡各种族的关系。当然，双向的寻根活动的确推动了新加坡宗、乡会馆的发展，在1990年代呈现出“文化复兴”的现象，寻根活动尤其吸引了年轻人参与其中。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廖迪生教授针对非遗如何作为工具推动新加坡政府落实种族和谐的国策，香港城市大学程美宝教授针对新加坡华人的丧仪中的方言与仪式传统等问题与蔡教授进行了讨论。

就听众提及的不同区域方言群的发展路径等问题，蔡教授也从自身经验出发来讨论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回应，他认为国家所倡导的种族和谐、宗教和谐的话语，早已进入校园教育之中，以及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之中，是所有民众再熟悉不过的社会公约。

本场演讲呈现出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如何更新、改变与发展，其中对于大传统与小传统，地域文化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讨论极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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