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由國大國立大學社會服務研究中心進行的研究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期間，共訪問了1905名自年齡介於21歲至38歲的公民。
研究中幾個值得注意的數據：
大學文憑或以上者的月入中位數更是工教院、中學或更低學歷者的兩倍有餘。
差距可謂不小，領導這項研究的國大社工系副教授吳瑜虹因此做了一個簡短的總結：
「新加坡非常重視一紙文憑。」
本地三成多人口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 然而，根據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我國25歲以上居民當中，33%為持有大學文憑或更高學歷者。
換言之，至少六成國人的學歷是在大學以下。
2017年，時任教育部長王乙康曾透露，由於我國教育體系必須與經濟結構一致，因此每個年齡段的大學畢業生比例最好能控制在30至40%左右，其餘者則參與各行各業的技職訓練。
從經濟結構健全角度來看，這無可厚非，一個發達經濟體應當理論與實踐並行。
正因如此，在預期本地大學畢業生占人口比例不會超過四成門檻後，較低學歷者與大學學歷者的收入差距如何縮小，已成為極為重要的社會經濟課題。
政策層面，扶助低薪員工的漸進式薪金模式，以及當局推行的各項技能提升計劃，如技能創前程培訓補助（SkillsFuture Credit）以及「新心相連」（SGUnited）技能提升計劃等，都是試圖拉近收入差距的努力。
但社會的觀念，是接下來必須因應的挑戰。
王乙康2017年曾說，新加坡下來五年面對的最大教育挑戰，是要改變「死死一定要上大學」的心態。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今年10月也曾表示，工教院與理工學院和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差距令人擔憂，且薪資差距還在他們的一生中持續擴大，是因為新加坡仍過度看重認知能力，即被視為靠腦力的工作（head work）。
他說，在本地，從事其他形式工作的人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例如需要手藝（hands-on work）的技術工作，或需要心件工作（heart work）的服務業和社區關懷職務。
「我們應該尊重那些用雙手、用心勞動的人們，給予他們和其他發展道路者一樣的地位。」
他指出，和其他國家相比，本地許多技術藍領工作的工資相對低於全國薪資中位數，是造成國人收入不均的原因。
例如在新加坡，木匠和電工的收入僅是全國收入中位數的50至55%，相較之下，澳洲、美國和英國則是100%甚至更高。
「在新加坡，這些工作的待遇並不好，也不被視為是有前景的行業：「體力活在社會上被污名化，而且常依靠低薪外籍員工去從事這些行業。」
孟文能更建議我國應棄用PMET（專業人士、經理、執行人員和技師）這組詞彙，或至少將開頭的P（專業人士）給去除，因為這個P暗示著技術活並不屬於專業。
他也強調，世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擁有不同技術的分流，以及各種通往成功的道路，因此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以成為PMET作為目標的觀念是應該受到質疑的。
其中最難的恐怕是這一道靈魂拷問：
如果要提高技術工作者的薪資，你是否願意為此付出更多（錢）？
對藍領職業者的重視，除了對其社會地位的尊重，還必須包含國人作為消費者，是否願意為服務及產品付出更高的價格，從實際面認受技職人員的工作及貢獻。
誠如黃循財針對此課題所言：
「我們所有人也必須做好我們的本分，願意為來自各行各業工友們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付出更高的價格。」
以製造水平聞名於世的德國為例，該國技術工作者的薪資水平之所以能與所謂的腦力工作者平起平坐，除了完善的技職教育體系，社會上對技術工作者的敬重亦是。
在日本，在特定領域擁有技術的熟練工匠則被稱為「職人」，他們可以是石工、木工、雕刻師或是料理師傅等，社會地位極其崇高，職人也以自己的工作引以為豪。
在精神層面，技術工作讓他們有成就感，在社會上享有尊嚴，現實面，也有不錯的收入過上和「白領」工作者一樣的中產階級生活。
這在大學畢業生薪資水平依舊遠遠拋離其他較低學歷者的新加坡，短時間內難以想像。
假以時日，新加坡社會若能逐漸摒棄文憑至上主義，社會能真正同等珍視技術工作和學術成就的價值，甚至跨過最難的那道坎，國人願意為產品服務付出更高價格，以犒賞技術工作者的貢獻，相信非大學畢業生與大學文憑及更高學歷者之間的收入差距，自然有望進一步拉近，甚至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