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此文，回顾新加坡三年抗疫历程，别有感慨

这篇文章写在新加坡新冠抗疫初期，在“新加坡眼”上发表近三年了。现在翻出来重新读读，林林总总，竟像是昨天刚写的，别有一番领悟和感慨。重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几年在前线救火救灾

让我懂了这些道理

作者：许振义

（“新加坡眼“2020年2月16日原载）

这两三周观察新加坡和外国疫情和抗疫措施，不禁想起当年在消防队的经历。

1994年，大学毕业之后不久，我进了新加坡民防部队，成了尉官学员。

1994年，在新加坡民防学校学消防滑杆。

从尉官课程毕业之后，我在民防部队任职了四五年时间，历任前线消防队的小队长、中队长（新马称为“XX消防局局长“）、新闻主任兼发言人。

这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前线救火救灾的时候，看在眼里的灾情，浮现在脑里的甲方案乙方案，分秒必争，决策就在几秒钟内，肾上腺素飙升，异常兴奋，不知疲惫。

1996年，以前线指挥的身份参加某消防演习，背景是区级指挥所。

在火场和灾场，我们看到的、经历的很多事，是一般人没机会经历，也因此没机会在现实中认真思考过的。如果我没有那段经历，我肯定也没有那种体会。

在开始谈经历之前，先提一个根本的概念——资源有限。

无论做什么事，资源一定是有限的。小队长有小队的资源，搞不定了，响应升级，局长接手指挥。局长有局长的资源，搞不定了，响应升级，消防区长接手指挥。区长有区长的资源，搞不定了，响应升级，民防总部接手指挥。民防总部有整个民防部队的资源，搞不定了，内政部接手指挥。内政部有国家资源，搞不定了，就搞不定了。即便外国给你派特遣拯救队什么的，也终究不是无限资源。

所以，任何指挥官第一个要存在心里的概念是，资源有限。

资源有限，但仍要救火救灾，因此，就要分轻重缓急。

重的、急的，优先做。轻的，缓的，最后做。至于重的、缓的，和轻的、急的，哪个优先哪个押后，要看当时手头上的资源和战术。能与手头上的资源和战术匹配的就先做。

然后进入现实问题：一栋普通住宅楼着火了，一户房里有两个人，另一户有五个人，你先救谁？

别告诉我“我所有人全都救”。这个答案三岁小孩都给得出来。

先救五个人的，因为人多。是吗？

可是现实偏偏不会那么简单。现实会存在很多变量——这些变量逼你只能选择先救谁。而且，由于掌握的信息有限而且瞬息万变，很可能这分钟做出的正确决定，五分钟后出现了新情况，使得你的决定变得很SB。

例如，你决定先救五个人，你架好梯子，刚爬到八人的那一户，刚要救人时，它爆炸了，原来它存有危化品。五个人全没了，爬上去的两个消防员摔死，梯子摔坏。你手中再也没有人力物力去救那两个人。于是，响应升级。但是，在新的资源抵达之前，那两个人在你面前烧死了。

本来是可以两全的方案，到头来一败涂地。

你“先救五个人“的决策有错吗？

错，因为你当时不知道五个人的那户有危化品。

没错，因为你当时无从知道普通住宅楼存有危化品。

但是，键盘侠不会放过你。幸好我在消防前线那会儿还没键盘侠。

当年民防部队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在任何时间可以处理两个重大灾难。这个指导思想有两层意思：1. 所有资源必须按“同时处理两个重大灾难“来配置，2. 在处理一个重大灾难的同时，必须时刻记住你手头上的资源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投入。

当然，如果情况恶化到连第一个重大灾难都无法应付的时候，你的第二套资源也得拿出来。

当你把决定动用第二套资源时，你已经知道手中没有牌了，连张烂牌都不剩了。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孤注一掷。

知易行难。

什么是“万不得已”？你怎么知道已经万不得已？你又怎么知道还没到万不得已？

现在孤注一掷，万一再冒出灾难怎么应付？现在不孤注一掷，将来连孤注一掷的机会都没有。

各种天人交战。

所以科学决策很重要。但是，还是绕不过这个怪圈——凭什么甲方案就是科学决策？乙方案为何不是科学决策？

专家，各有看法，有些看法还不相容；各层参谋和领导，也各有主张，有些主张还不相容。围观群众和灾民更有各种看法和主张，更互相不相容。

所以，最后还是落到一个点上——对决策者的信任。

任何方案都有风险，都有得失。世间不存在万全的方案。所以，决策者必须预测、评估风险，权衡利弊后，勇敢承担起值得承担的风险。如果有万全的方案，事态不会恶化如此。既然有风险，有得失，如何衡量风险，如何判定得失，因人而异。既然因人而异，肯定就有争议。越大的事，争议越大。连请客去吃宽窄巷子还是味耕蜀味都能有争议，何况灾难应急？

缺乏对决策者的信任，或决策者威望不足，或决策者宽严皆失，指挥无力，战役必定一塌糊涂。

1961年新加坡贫民窟河水山大火，就有村民从消防员手中抢过水龙，去扑快烧到自己锌板屋的火头。更有村民急着抢救自己家里本来就不多的财产，堵住了消防车进场施救的小路。为什么？因为不信任消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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