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有哪些数千年恒久不变的特质

学者们对早期东南亚是否拥有城市生活持怀疑态度。一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前就指出，印尼早期伊斯兰教时期的文献中从来没有关于城市的描述。他由此得出结论：

说起城市生活，要记住，就是指赋予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一种独立的形态和意义，即便是15世纪的马六甲，或17世纪的班达亚齐，都不曾存在这样的形态和意义，直到欧洲征服者到来后，迫使君主们放弃宗主权，才带来永久性城市和人口……(Day,1983:143)

新加坡考古发掘，以及在其他14世纪遗址如特洛武兰的考古发掘都表明，东南亚一些早期港口的社会环境并非像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所显示的那样，不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相提并论，而是更适合进行比较。

新加坡并不是东南亚最早演化成型的城市。异质型城市可能早在3世纪就出现在越南。到新加坡出现时，这种聚居模式在马六甲海峡已经有过几个先例。也许有朝一日，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进一步考古发掘可以让我们了解马六甲海峡古代异质型城市的完整体系。

新加坡与14世纪近代欧洲港口城市具有许多相同的特质，都在经历了相对黑暗的千年之后迎来城镇和贸易的兴旺复苏。商业活动也采用了现代形式。在中世纪，封建王朝权倾一方，一般都盘踞在土地肥沃的农业区域中心地带；国王通过控制剩余农产品和劳动力掌握著大权，而劳动力则常常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14世纪和15世纪，新的城市以贸易港口的形式出现在地中海沿岸，这些城市处在旧王朝的边缘，而非中心地带。

中世纪欧洲的农业社会一般为军事化社会，等级森严；都城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堡和巨大宗教建筑，如大教堂。新的港口城市(或者叫“贸易港口”)依靠从印度洋进口奢侈品而聚集大量财富，其中包括来自印尼的香料。这些贸易港口由寡头联盟统治，他们更喜欢与竞争对手进行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由于这些贸易港口所管辖的领土面积很小，他们的政府类型与王国不同。有些港口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少得惊人”(Fox,1971:62)。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商人)根本不觉得有必要归属任何政体”(Ibid.:69)。

各个族群在早期新加坡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汪大渊称新加坡的首领为“酋长”。这个词意味着他要向更高政治权威称藩纳贡。显然，新加坡一直处于马来人统治之下。这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巴邻旁不同，那里的首领为华人移民或华人移民后裔。汪大渊说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说明在他的想像中，中国人本“不”应该与当地人混居。毕竟在中国港口(中国很少有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传统的做法是将外国商人限定在番坊居住，而且不允许他们与当地居民往来。据欧洲人记载，在15世纪的马六甲、16世纪的爪哇和17世纪的巴邻旁，外国人被限定居住在特殊区域。

那么，为什么新加坡与大多数已知的古代港口不同，外国人在此可以与当地居民混居？这是关于古代新加坡的诸多疑团之一，也许永远得不到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新加坡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有海外华人社区的地方，这一点是考古学和历史学都证实了的。

1500年，马六甲华人拥有自己的聚居区，也称甘榜(村)。那么，是官方限定他们居住在那里的，还是他们自愿聚居以求自保？在淡马锡没有“华人村”，这也许说明那里很安全，华人也就认为没有必要自己修建防护围栏。他们似乎很乐意接受当地酋长的统治，因为他们中没有甲必丹，也没有实行其他治外管理制度。

周去非(12世纪)和赵汝适(13世纪)为前往东南亚的商人提供了详尽的指南。1296年，周达观第一次提及华人已经在东南亚长期居住。汪大渊又再次提到这一现象。15世纪初，数个华人聚居区已经在东南亚应运而生。

此后，东南亚与中国的联系被切断。16世纪初的资料显示，早期华人“住蕃”者已经融入当地。这种情况使得早期华人“离散社群” (diaspora)的性质与重要性变得扑朔迷离。王庚武写道：“如果我们不了解强大的、不可磨灭的华商一族，我们将无法展示华人移民的全部历史。”(Wang1991:21)因此，研究14世纪新加坡，对多个学科领域，包括早期东南亚城市生活、早期东南亚贸易和中国移民史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意义。随着研究进一步开展，无疑会出现新的研究问题。

新加坡到底是典型的，还是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马六甲海峡贸易港口？鉴于我们目前的初级认识，要给出确切答案是危险的。不过，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我们可以说，14世纪的新加坡具有一些非典型特征，其中之一是土城墙。1973年，对整个苏门答腊岛进行了一次考察研究，有证据证明，只有一处前殖民地时期的居住区有土城墙包围(Bronsonetal.,1973:57)。这个遗址为楠榜省的布贡拉哈约(Pugung Raharjo)，但此地不是河畔码头。也没有证据显示这里有过任何大规模生产活动。因此，它与14世纪的新加坡不同，更像是一处仪式中心，而非人口密集的城市。

新加坡的舶来品占很大比重，有些属于珍稀物品，这说明有一部分居民的品味超凡脱俗，而且对许多舶来品非常熟悉。这些舶来品包括来自东南亚以外的、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枕头和钱币。这种特点也说明，新加坡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都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

对新加坡的进一步研究将澄清并改变前25年考古研究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不过，该研究的第一阶段已经显示，此项研究的学术意义非同小可。新加坡考古研究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古代重要贸易体制的诸多发展状况，以及东南亚人和早期华人移民文化互动的性质。

很少有商业伙伴关系能够持续2500年之久。新加坡地区(包括从巴邻旁到马六甲所在地区)，与印度洋和南海的贸易历史就跨越了这一时期。其间，王朝更迭，兴衰沉浮，港口从一处沿岸迁往另一处，但地理因素注定让这一地区存在一个交通运输的重要结点。

海上丝绸之路六阶段

海上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个阶段。在史前阶段，已经连接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为东南亚，经印度延伸至波斯湾。这一时期的证据包括印度珠子、碗器、手镯和东山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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