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是制造强国

第三轮改革，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正当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的时候，1971年，英国完全撤出新加坡。1973年和1979年，先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全球油价暴跌，导致靠石油重工起家的新加坡的资源依赖型经济难以为继。

同时，由于70年代的人口政策，新加坡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成本优势。但新加坡也通过前两轮经济建设，基本建成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并且通过出口贸易基本完成了资本积累。于是，裕廊工业管理局开始着手重组经济结构，加大资本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促使工业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含量产品过渡。

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成为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电子、石化、零部件和精密工程这样的高附加值产业企业开始扎堆出现。为促进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移，新加坡实施了高工资政策，规定工资每年增加20%，但工资的增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挤压了企业利润。结果虽然促进了劳动力转移，但误伤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新加坡政府及时调整工资水平，还通过财政和中央公积金等措施，对企业进行支持。首先，对新兴企业进行减税免税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公积金缴纳水平，鼓励发展竞争企业；其次，国家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在1973～1977年，“公共工程五年计划”间，新加坡政府拔出258亿新元用于开发和兴建公共事业、交通与通讯等基础设施。对此前的经济政策，进行纠偏。

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就业人数和制造业的附加值来衡量，计算机和相关电子产品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工业。

与此同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一步改革金融制度，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便利的环境，打造国际金融中心。1999年，新加坡金融监督局提出开放新加坡银行行业的政策，一方面设立五人任命委员会加强本地银行的监管；一方面增发银行执照给外资银行；另一方面银行业加大收购计划。淡马锡的投资策略中明确规定必须有部分资金投资于国外，加强国际化布局。

此前，为了稳定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新加坡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实行政联企业。一方面通过政府对市场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利用市场协调经济发展，做到“大的管住，小的放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现在，新加坡开始探索国企私有化改革。

新加坡政府首先于1983年成立贸易发展局，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后于1986年政府成立私有化委员会，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和国际化。在私有化过程中基本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成熟企业进行私有化，不成熟企业绝不推向市场；第二，政府为企业提供财务融资需求和市场份额，确保私有化的企业可以正常经营；第三，政府退出成熟市场，不再干预企业经营，通过主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进军新的产业发展领域。截至1993年，有30家企业完成私有化。

第四轮改革，进入知识密集型的创新产业主导时期。

即使新加坡成功转型进入资本密集型经济体，经济形势一片向好，但它却遇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改革开放的中国，被李光耀称为“外资吸尘器”。中国巨大的市场、昂扬的创业热情，以及中国政府释放的利好政策，无法不使得中国成为外资吸尘器。

1983年，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我国缺口技术。于是乎，一大批汽车产业的重点项目接连上马，包括重汽项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轿车项目等等，都采用合资经营的模式。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83～198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从22.6亿美元升至84.5亿美元，到了1988年，则突破了100亿美元。

1993年，一场主题为“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会议在北京国贸中心召开，明确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台下，西门子、摩托罗拉、巴斯夫等50家跨国制造企业代表听得热血澎湃。于是，美国福特公司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把“头号业务重点”放在了中国；宝洁来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

根据韩礼士基金会米高·恩莱特（Michael J. Enright）教授在《助力中国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报告中测算的数据，1995～2013年期间，外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为16%～34%。

2001年4月，飞利浦电子新加坡执行长约翰·范斯普伦特在政府咨询委员会上向新加坡政府提供建议：关于如何最好地留住制造企业。而同时，飞利浦正计划着把其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地区总部迁往中国香港。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如此评价李光耀：“担任首相期间，我阅读并分析了李光耀的每一篇讲话稿。他可以透过宣传的迷雾，无比准确地阐述我们时代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他从未出过错。”

李光耀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当然非常清楚与中国相比，新加坡的优势和劣势。新加坡已有的任何吸引企业的优惠政策，中国都有。即使现在暂时没有，只要中国想，也很快就可以有。在优惠政策上，新加坡永远不可能超越中国。况且，中国还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可以拿出来和中国比的，是相对更高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更高的高学历人才占比。这就意味着，新加坡可以培养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本土企业家。

无形的人力资本，才是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

李光耀从执政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把教育事业当作其龙头事业，他认为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只有人力资源是没法被挖尽的资源。因此，建国初期，尽管国内经济凋敝，李光耀仍然对教育事业大力投资，进行全民平等教育，重视教育和就业的关系，关注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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