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象神、马来拿督齐聚新加坡华人佛寺庙宇——聊聊宗教的跨界功能

华人佛寺庙宇供奉印度教和马来土著的神祗？

不错，新加坡就有这样的事，而且并不罕见。

例如洛阳大伯公宫，主祀大伯公，配祀的神灵很有特色，除了常见的周仓将军、观音佛祖、齐天大圣、武判官、文判官、包公大人等之外，还有印度象神迦尼萨 （Lord Ganesha） 和结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民间信仰的拿督公。

建于1860年的龟屿大伯公宫的边上，则设有拿督公圣祠，相依相靠。

为什么华人的佛寺庙宇会与印度族、马来族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发生如此密切的联系？

这是因为在移民初期，不同种族通过宗教信仰的和睦共处，可以帮助华人移民与当地土著在联结方面起一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

跨越不同族群即是如此，在华人族群内部更是如此。而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起著“弱联结”作用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佛教。

早年华人移民的各帮派团体组织，平常来往不多，但大家都信仰佛教，就有可能把华人分裂的结构——不同的帮派联接在一起，并使得大家产生一定程度的集体认同感。

一切从坟山说起

这得从莱佛士开埠说起。

莱佛士1819年开埠之后，让新加坡这座小岛跨入了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快车道。莱佛士从一开始就制定了间接领导本地社群的行政管理模式，即将华人依照方言来进行划分，并各任命一人为“头人”。这沿袭了早前荷兰殖民者的华人“甲必丹”制度。

在移民初期，新加坡华人大抵先在马六甲立足，再依次迁徙南来。华人会馆组织之初多名为“公司”，其任务多为旅客茔墓葬事，孤客远征，归葬无所。唯赖乡亲，以收骸骨。故言华人社团，实发轫于公冢，由公冢再组会馆。而各宗乡会馆又往往与宗教性祠祀庙宇合而为一。

新加坡最早的坟山之一恒山亭即为代表，新加坡的福建人自行选举亭主，即为领袖，行使“甲必丹”的治理职权。

（恒山亭在1828年之前实已存在，是新加坡华人社会自助互助的最高典范，可惜毁于1992年一场大火）

这些以方言来区分的帮群，其头人领袖不但具有雄厚财力，而且愿意出钱以行公益，从而成为了诸多善事的缘首，他们更成为了新加坡基础治理结构的龙头。

恒山亭并非只是传统意义的公益组织，而是具有一定“治理权力”的民间自治机构。恒山亭是闽帮领导，后来衍生出天福宫和福建会馆。

在殖民地年代，天福宫和福建会馆具有支配新马地区福建人社群的权力，只有经它颁发的婚书，才是合法的婚配；天福宫大董事可以禁止福建女子为娼；统一丧葬与全年的祭祀；还创办了学校——道南、爱同、崇福、南侨、光华。

新加坡的早期宗教主要受到了这些富商、侨领个人意志与决心的重大影响。这种情况，甚至到了1911年之后也依然如此，太虚大师 （1890-1947年）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访问新加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这一重要特点。即佛教的传播路线至少到了此时，主要是经由社会中上层、地方闻人 （尤其是华人富商） 与帮群组织 （尤其是坟山、宗乡会馆、商会组织等） 在推动。

在这类坟山组织以及民间庙宇之中，正式出家的和尚与僧人或者在家职业居士是常见的宗教执事人员。

佛教僧侣的出现

在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的殖民时期，虽然佛教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市民的各个阶层，但是信徒还主要是抱着求神拜佛庇佑的世俗心态，而并不特别热衷于佛教教义教理的追求。香火庙还是新马本地宗教信仰的主流。

至迟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南方的僧人已经非常积极地参加到了新加坡本土的坟山组织之中。在这些坟山组织和寺庙，佛教僧人主要扮演宗教祭祀的角色，甚至主持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仪式。新加坡制度性佛教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转道法师，就曾担任过天福宫的住持。天福宫主祀妈祖，配祀有保生大帝、关圣帝君、观音、孔子公、城隍、大二爷伯等，是儒释道和民间信仰合一的庙宇，并非佛寺。

新加坡“佛教圈”中的富商、侨领和文人名流

至少在东南亚地区，宗教活动往往是一个政界人士、帮群领袖、社会闻人、商界精英交汇的场所。

例如，在民间的游神活动之中，这些社会精英往往会随成为这些活动的顾问、领队或者炉主等，连政见不同的政党也会直接参与进来，以谋求与民众之间的直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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