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200人通过GIP成PR｜今年预算案劫富济贫了？反对党：慎防两个新加坡出现

盈利介于1000万至1亿元的公司，占比为5.1％、1亿至10亿元之间的公司的占比是2.8％，超过10亿元的占比为0.9％。

潘群勤说：“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财政部的答复指出，实际税率应根据应缴税收入（chargeable income）的百分比来计算，而不是根据税前盈利。我不同意这一点。”

盈利介于1000万至1亿元的公司，占比为5.1％、1亿至10亿元之间的公司的占比是2.8％，超过10亿元的占比为0.9％。（档案照）

潘群勤指出，税前盈利是根据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计算的，但应缴税收入可能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例如哪些费用可以扣税、哪些不可以；哪些收入可以征税，哪些不可以；哪些资本支出可以在一年内支出，哪些可以在更长时间内支出等等。

“因此，若要全面了解我们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公司税率，还包括税收优惠、免税和其他待遇，我们应该比较缴税额与税前盈利。”

【国会观察】饼该怎么分

2023财年政府预算案出炉超过一周，你用预算案计算机查看了自己能获得多少补助吗？数额是否令你满意？又或是你觉得自己只分到了很小的一块饼？

如果说，你应该庆幸自己分到较小块的饼，因为这意味着你不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你是会感到安慰，还是觉得是自己的需求被忽视了？

国会22日就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进行首日辩论，其中一个引来较多人议论的政策，是有关在职母亲子女估税扣税制度的调整。2025估税年起，在职母亲无论收入多寡，一律是每名孩子给予介于8000元至1万2000元的固定扣税额，不再是根据母亲收入的特定百分比来计算。

对此，不论执政党或工人党，都有议员站出来建议政府重新考虑。行动党议员陈舜娘（东海岸集选区）说，年收入超过5万4000元（月入约4500元）的在职母亲，扣税额会显著降低，但她指出，不管一个人收入如何，都不可能在平衡工作和育儿责任上没有压力。

工人党议员蔡庆威（盛港集选区）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想要打造齐心为家的新加坡，却做出这样的调整，非常讽刺和自相矛盾。他建议，如果目的是让中低收入在职母亲受益，不如为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在职母亲，提供额外的扣税额。

第四代领导团队在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中多次强调，更新社会契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困难的权衡取舍。这一次，“在职母亲子女估税扣税”计划的调整就让很多人，尤其是中高收入者猛然意识到，在他们呼吁加强社会福利时，他们原来享有的一份竟然被割舍了。这也是预算案“分馅饼”与资源再分配的难处，毕竟当馅饼只有那么大，有人拿得多，必然有人得拿少——尤其是条件比较好的人。

与其为有限的资源抢破头，参与辩论的执政党和工人党议员异口同声地把焦点放在如何让馅饼变得更大上。不少议员梳理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痛点，如人口老龄化和劳动队伍萎缩，再试图对症下药提出解决痛点的建议。

相较2022年因消费税而剑拔弩张的辩论气氛，2023年的预算案辩论多了份和气。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参与辩论时，虽维持反对党姿态，但声明了工人党会支持新财年预算案，并在字里行间表达对执政党一些政策的认可。例如，在提到政府必须果断干预来扶持底层人民时，他说：“我必须说政府已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例如，黄副总理在他的预算案声明中花时间强调弱势儿童须要尽早得到帮助。”

毕丹星也提到，一些新加坡人，包括行政部门成员和其他高级公务员，专注于维持新加坡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想着如何扩大经济馅饼。“他们的努力不能也不应被低估或轻易忽视。包括工人党在内的许多新加坡人都知道，正是因这些人和他们先辈的努力，我们今天才有能力为新加坡同胞提出其他资源再分配政策。”

有人形容新财年预算案“劫富济贫”，但如毕丹星所说的，这样的用词反而把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对立起来。

也许我们需要的是转变一下视角。议员周凯年（蔡厝港集选区）就为人们应如何看待这次预算案，提供了另一个角度。他说，与其关注我们没有从预算案中得到什么，不如看作是我们为扶持社会中更有需要者而做的奉献。“我不认为这是个劫富济贫的预算案，而是个大家共享，每一个人为其他人多付出一些的预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