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会有怎样的不同？

严崇涛先生说：“那时候我们都有一种使命感，并不在乎薪水高低。目睹新加坡的成长就是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所以我们都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我想最开始的20年大概都是这样。”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薪金就必须相应调整， 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安心工作。必须指出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在90年代初就已经闻名于世。可是，将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与私人企业高级主管人员收入挂钩的做法是在1994年才开始实行的，它主要是为了吸引人才到政府部门服务。高薪是为求才，而养廉并不靠高薪。

没有高薪，如何养廉呢？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以“铁腕护廉洁”说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他集中力量对付“大鱼”，实行“反贪没有例外”的铁腕政策，就连与他共事多年的部长也豪不留情。建国初期的新加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没什么两样，贪污腐败的劣迹处处可见。可是，经过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努力，廉洁的风气逐渐在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形成，成为一股反贪的威慑力量。新加坡小，但小有小的好处。信息容易掌握，谁的消费程度超过他的收入所能负担的范围、谁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资产，都比较容易被发现。李光耀只要挑选20名志同道合、廉洁、能干的人加入他的执政团队，就能行之有效地在这个城市国家推行他的执政理念。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吴庆瑞的回答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是上世纪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外资在当时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手段，到处不受欢迎。新加坡在被排除出马来西亚联邦后，国内市场太小，就业机会缺乏。为了维持生计、解决就业问题，新加坡必须发展制造业，变进口替代为出口导向，同时也主动吸引外资。当时，欧美的劳动密集型电子业因工资成本上升亟需转移，印尼大量开采石油也需要在东南亚建立炼油中心，新加坡的炼油业和电子业这两大支柱行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地利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新加坡岛。以华人为人口主体的岛国在独立前后面临种族冲突、水供受制他人等一系列危机事件。为了生存，新加坡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新加坡领导人意识到，有恒产者才会有恒心。只有在新加坡拥有了不动产，军队和士兵才会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战。于是，“居者有其屋”，公共住房，公积金，全面防卫等政策一脉相承、一气呵成。这个城市国家缩短了委托代理的链条，省去了多层级政府之间的互相扯皮，占据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信息优势，也约束了寻租动机和依赖思想，小国寡民的缺点反而变成了的优点。

人和是拥有一群廉洁正直、务实创新、思想解放、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束缚的精英领袖。李光耀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牢牢掌握政局。吴庆瑞精明当家、勇敢开拓， 紧紧把握岛国的经济命脉。韩瑞生睿智稳重、高效务实，保证政策的落实。新加坡建国领袖们形成一个优质领导团队， 而李光耀就是这个团队中把握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有利条件的关键核心人物。

新加坡的李光耀

李光耀的领导作用首先来自他卓越的领袖资质。美国前总统尼克森曾经给过这样的评价：“李光耀是站在小舞台上的巨人。如果出现在不同的时空，他可以拥有和丘吉尔、格莱斯顿一样的世界级领袖的地位。”在新马分家之后，李光耀面临着管理城市国家的任务，有如上帝要一位园艺大师专门照料一个盆栽。从此，他的名字和新加坡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把的毕生精力奉献给新加坡的建设。

李光耀为新加坡人立下的愿景是建设一个花园式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他以旺盛的精力和坚强的毅力带领他的团队将愿景付诸实施。他树立个人权威以保证行政系统高效的执行力，严厉对待政敌以充分保证实现愿景所需要的连续时间，斡旋于世界大国之间为新加坡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当然，不管他的眼光有多长远，和所有政治家一样，他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立下的愿景。因此难免着急、难免要偏重效率。前部长韩瑞生曾经对李光耀和吴庆瑞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就像没有耐心的园丁一样，刚种下树苗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它能够迅速成才、结果，有时甚至要把小树拔出来、看看它长了多少根。”

李光耀是魅力型领袖。他的团队中不乏像吴庆瑞这样的天才人物，可是他们都愿意辅佐左右，听从调遣。在政府财政最困难的时候，李光耀派吴庆瑞当财政部长；需要建立武装部队时，又派他当国防部长；产业升级、人才问题突出时，再派他任教育部长；到了65岁时，他又从副总理的职位上退休，让年轻一代顺利接班。

吴庆瑞对新马合并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这对新加坡的发展不利。他的判断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合并后的新加坡在招商引资、投资移民、市场准入、货币发行，甚至储备金的管理等问题上处处受制于联邦政府，无法施展拳脚。即使如此，他还是服从于李光耀的政治决定。建国一代部长们的政治忠诚度保证了新加坡在建国头20年的稳定发展，为实现新加坡的愿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源自：新加坡总理公署）

李光耀的治国方式也符合新加坡的国情。在上世纪60年代，一般新加坡人的教育程度是亚洲四小龙中最低的。同时，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会，民众有很强的自立、自救精神。在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他们养成服从当权者的习惯，根本不指望政府提供什么福利。在这些条件下，李光耀精英治国的理念和反福利主义的政策得以实施多年。他还以新加坡的脆弱不断向百姓灌输忧患意识，形成一股鞭策力量。邓小平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个管得严后面，其实有很重要的历史条件。

英语里有句俗话：“你无法与成功争论” (You can’t argue with success) 。新加坡发展的成功，使李光耀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发言权。他的睿智，在国际政坛上的丰富阅历，对地缘政治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对各国利益一针见血的坦率分析， 赢得许多政治领袖的尊敬。他们纷纷向他请教，他也得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为新加坡争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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