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选举一到,本土CEO在本地跨国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再成热议话题。(海峡时报)
作者 李国豪
在新加坡,每当临近参选门槛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总统选举,坊间往往会开始猜测,有哪些符合资格的人可能跳出来参选。
挑出那些可能透过公共部门资历参选的人选并不难,但在私人界部分,“必须担任过股东权益三年平均超过5亿元私企的最高执行职位”这一条件,似乎让这方面的名单,稍显单薄。
就连日前公告有意参选的新加坡企业家吴振华,最后能否如愿取得参选资格,都还是未知数。
既要是新加坡人,又得符合担任大公司最高管理职位的条件,符合这些资格的人究竟多不多,一直是热议话题。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日前在国会公布了一组数据,看似解答了这个问题,却也衍生出其他疑问:
截至去年底,股东权益超过5亿新元,且有向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登记总裁或董事经理信息的413家企业之中,大约有40%或165家由新加坡人担任总裁或董事经理。
4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必须留意的是,413家企业只是本地大公司的冰山一角。
根据教育部长陈振声今年5月在国会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本地有超过1200家股东权益达到5亿元或以上的企业。
换句话说,上面所提到的413家企业,只是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本地营运的大企业中,由新加坡人担任总裁或董事经理的公司比例,可能更高,亦可能更低。
既然官方数据无法提供全貌,业界人士的观察或许就是现阶段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指标了。他们的看法几乎大同小异:
新加坡籍CEO的人数太少,而不是太多。
2019年,时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庄凯峰曾投书媒体谈论:为何没有出现更多新加坡籍CEO?
他在文中指出,新加坡或许能以人口基数较小,解释新加坡籍CEO为何人数少,但这套理论却无法解释,人口和我们处于差不多水平的瑞士及马来西亚华裔,为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他们有更多人在跨国企业中担任高管。
时隔三年多,另一位圈中人士也提出类似担忧。
新加坡知名企业家,曾担任过麦当劳中国区执行长的曾启山近日在本地媒体一篇题为《新加坡人是否因待在舒适圈里而渐失优势》(Are Singaporeans losing their competitive edge by staying within their comfort zones?)的投书中抛出直球,问了一道尖锐问题:
“新加坡对企业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区域枢纽,超过3万7000家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区域总部,但有个问题始终存在:为什么没有更多新加坡人领导这些公司?”
曾启山曾是麦当劳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麦当劳)
“离不开舒适圈”,是曾启山认为新加坡籍CEO人数低迷的最大原因。在他看来,缺乏外派经验,没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让在学术及语言能力方面明明表现杰出的新加坡人,无法在职业生涯中,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舒适圈,往往和收入及家庭有关。
曾启山在文中提到,新加坡的薪资水平位居亚洲前列,国人的中位数年收入在6万新元左右,折合成美元则大约为4万4000美元。
这样的年收入水平比本区域另外两个先进国家日本(4万2000美元)和韩国(3万5400美元)还高,更是远远抛离了另外两个东南亚邻国马来西亚(1万7000美元)及印度尼西亚(9600美元)。
换句话说,接下海外职务对新加坡人而言,没有太大的金钱诱因。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何必出国工作自讨苦吃?”
另一个让国人不愿外派的因素则是家庭。
尤其是拥有小孩的家庭,更是挑战重重。家长往往担忧外派其他国家后,未来回国时小孩很可能无法有效融入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进而影响了外派的意愿。
曾启山建议,新加坡政府应该在这方面着手,为这类外派海外的新加坡家庭提供更多支持。
无论如何,他也提醒,有志于此的新加坡人必须体认到,领导职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建议国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尽可能获得更多元的经历,接触不同文化及不同技能
曾启山举了TikTok新加坡籍执行长周受资为例。
这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舌战群儒,一炮而红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成长,完成国民服役后曾负笈英国及美国,毕业后又先后在美国、俄罗斯及中国等不同国家工作。
周受资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现让外界印象深刻。(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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