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王陛下的子民!”

2024-06-26     静姝     8969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王陛下的子民!”

(郑芳扬神主牌)

再例如李为经,他是明朝遗民,1644年躲避兵灾,来到马六甲。他逝世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但他的画像仍是身着汉服。

郑芳扬、李为经的后代都是峇峇、娘惹。

经过多年经商,有些峇峇成了富商,并且建立起了社会地位和威望。

峇峇娘惹点燃了新加坡的文明之火

说了马六甲,我们把目光转向南边200多公里外的一处岛屿——新加坡。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莱佛士开埠新加坡,并大事拓荒,新加坡成为自由港。

开埠之后五年,1824年,英国人正式从苏丹和天猛公手中买下新加坡,同年,从荷兰人手里取得马六甲管辖权。1826年,把新加坡、马六甲、槟城三地组成“海峡殖民地”,首府设在槟城。

新加坡开埠之后,经济发展势头不错,许多马六甲峇峇富商于是南下发展。

其中一个便是前文提到的,出生于马戛尔尼访华同年的薛佛记。

薛佛记,字文舟,祖籍福建漳州东山。到薛佛记时,薛家在马六甲至少已居住了三代,是地地道道的峇峇。

薛佛记经营矿业,不晚于1826年便南下新加坡。英国人取消甲必丹制度,以“亭主”制度代替。薛佛记的妹夫梁美吉便是青云亭的第一任亭主,而他本身是第二任,由此可知他在马六甲的社会地位。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王陛下的子民!”

(图为恒山亭,图源:NAS)

薛佛记到了新加坡之后,不晚于1828年,他仿青云亭体制,在新加坡设立恒山亭,成为闽帮领导机构,因此,史学界把他视为新加坡福建社群的开山鼻祖。

峇峇富商在新加坡开创不少先河:华文学校翠英书院、贫民医院陈笃生医院、市区自来水供应、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南洋孔教会等等。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王陛下的子民!”

借用罗振宇在“文明之旅”1012年那一期的比喻——峇峇娘惹融入了新加坡社会的主流,他们带来了文明的火种罐,点燃了新加坡的文明之火。

峇峇成了新加坡的领袖人物

除了福建人的恒山亭,广府人和客家人设立绿野亭以及青山亭,潮州人设立泰山亭,即是坟山和宗教场所,也是最早的社群组织。泰山亭后来成为今天的义安城,恒山亭成了现在的中央医院。福建人设立恒山亭,后来坟场不够用,开始向西边拓展,称为“新冢”,也就是现在的中峇鲁。“中”其实是闽南语“冢”,“峇鲁”是马来语,意思是“新”。

金融区这条不起眼的街,却撑起了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王陛下的子民!”

言归正传。1832年,海峡殖民地把首府迁到新加坡,吸引大批马六甲峇峇南下。到了1839年,新加坡闽帮发展得越来越大,事务也愈加复杂。作为义山,恒山亭无法妥善处理社会事务,于是,薛佛记、陈笃生筹建天福宫。同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过了一年,1840年4月,天福宫建成,是福建社群的象征,也是峇峇领导新加坡本地华人社会的象征。6月,英国远征军开抵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王陛下的子民!”

在马戛尔尼访华47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和天福宫落成,这两件看似毫无关系的事,对新加坡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新加坡,近两百年传统的华人古庙,却隐藏着这么多异域元素

天福宫落成,标志着以薛佛记等马六甲峇峇富商为代表的“老客”在新加坡生根立足,带来了资金和经商网络;前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开放华工合法出海,一批又一批的“新客”从闽粤琼浙下南洋,带来劳动力和人口增长。

资金、经商网络/劳动力、人口增长,正是新加坡从刚开埠时的小渔村,走到19世纪下半叶朝气蓬勃的港口城市的基础要素。

新客与峇峇两个平行的世界

19世纪下半叶大批南下的新客,与19世纪初的峇峇富商,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们只要看看1848年的一个社会统计,从两个侧面就可以看出端倪。

第一个侧面:在峇峇以及闽南、广府、潮州、客家、海南这五大新客社群当中,只有峇峇社群出现了商人阶层,所有新客社群都还没有,顶多就是闽南、潮州、广府社群出现了小店主这一阶层,客家和海南社群甚至连这个阶层都还没出现。经济支配权牢牢垄断在峇峇富商手里。

第二个侧面:娶妻的大概只有2000人,无能力娶妻的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已婚的主要是马六甲峇峇富商,而且是三妻四妾,其次是福建新客小店主。普通劳工、苦力以及没有固定工作的很少有娶妻的。婚配和生育权力牢牢垄断在峇峇富商手里。例如富商章芳琳,就两个夫人、三个女儿、11个儿子。

未完待续,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