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突然上位，新加坡前总理是如何振兴新加坡的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产之一。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需要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贵资产是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愿意学习。他们虽然分成了几个族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

　　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推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摈城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40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50到100个球，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怕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1965年 8月23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

2、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摩托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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