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突然上位，新加坡前总理是如何振兴新加坡的

　　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1959年我35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

　　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使我更觉得沮丧的是，外国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他指出，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丹尼斯。沃纳在《雪梨先驱晨报》（1965年8月10日）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5年8月22日）的理查。

　　休斯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

　　其实，我也有相同的忧虑，却没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职责是维持士气，为人民点燃希望，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念。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对新加坡的基地英国会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们会不会因为新马分家的方式而缩短留下来的时间。威尔逊首相已经面临后座议员的反对，对他们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的政策代价太大，不得人心。这个政策对工党政府争取选票毫无帮助，他们需要拨款作为福利和其他能赢得选票的用途。只有一个国家能保障东亚的安全和稳定，那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却在越南游击战争中泥足深陷，它的欧洲盟友和亚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欢这场战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美宣传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认为，新加坡要让美国继承英国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价很大。单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又威望不够。

　　我担心的是，英国对本区域的影响会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国的影响将扩大。我们这一代在帝国时代成长，这样的改变不容易适应。少了英国扮演缓冲角色，我只能向美国势力妥协。英国人在行使他们的意志时，总还客客气气。美国人就不同。我可以从他们怎样对待越南南方领袖，甚至是那些处境没西贡那么糟的泰国和菲律宾领袖看出来。美国是个如日中天的强国，肌肉发达，惯于耀武扬威。此外，我还有加强个人保安措施的累赘。这真是令人厌烦。分家后，负责保护我的警官曾经提醒我，马来西亚的马来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已把我视为最可恨的人。

　　当时，这些报刊仍在新加坡发行，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新加坡也收听收看得到。

　　后来，他又进一步劝我搬离欧思礼路的住家，直到他们改装好我的住家之后，才搬回去。保护我的保安人员人数也增加了，原本只有一个。他考虑得周到，也暗中保护芝和孩子们。种族狂热主义者所造成的威胁是防不胜防的，他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理智而深谋远虑。共产党人知道对付芝或我们的孩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和芝有三四个月暂住在樟宜别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护地区”

　　范围内，附近是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那时我不定期地召开内阁会议，每次开车到政府大厦开会，会有一辆保安警卫车跟着，前面则有车队开路，交通因此受到干扰。

　　在必须做紧急决策时，我会跟有关部长进行电话会议。这使我得以从没完没了的会议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办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内阁秘书黄水生，得天天到那里去。高度假屋不远是皇家空军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它让我在处理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记录的日子里，得以放松身心。我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有时跟一个朋友一起打，有时自个儿打。芝总是在一旁陪着我走来走去。

　　三个孩子还得上学，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筑一道状似蜂窝的围墙所造成的不便。建筑围墙是要把我们前门的门廊和公路隔开。在防弹玻璃还没运到以前，他们暂时用钢片封住窗口，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牢房里生活一样。几个月后，工人终于装上玻璃窗，我们全家才如释重负。当我回到欧思礼路住家时，已有辜加警察（英国人从尼泊尔招募来的）在站岗。我想，不论是华族警察向马来人开枪，或是马来警察向华人开枪，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而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们以绝对的纪律和忠诚著称。这一切安排令我倍觉不安，也凸显了建立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个脆弱的独立国的迫切性。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

　　我委任拉贾拉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是个非常适合的人选。战前和战争时期他在伦敦求学就已经以反殖民主义著称，但却不是激进派。他友善、诚恳、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1965年9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加坡的席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人口商做生意。

　　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于、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未完待续,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