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育部長陳振聲在國會口頭答覆惹蘭勿剎集選區議員文佳禮博士、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議員迪舒沙、武吉班讓單選區議員連榮華、阿裕尼集選區議員嚴燕松、楊厝港單選區議員葉漢榮、盛港集選區議員蔡慶威、馬西嶺—油池集選區議員蘇慧敏、盛港集選區議員何廷儒有關針對學生霸凌事件採取的措施和提供的幫助。
以下內容為新加坡眼根據國會英文資料翻譯整理:
文佳禮博士(惹蘭勿剎集選區議員)詢問教育部長:
(a) 教師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和技能來識別和管理霸凌行為,特別是在受害者未報告事件的情況下?
(b) 採取了哪些措施確保學校擁有足夠訓練有素的人員,如輔導員和紀律人員,以支持教師和學生處理霸凌案件?
迪舒沙(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議員)先生詢問教育部長:學校如何幫助受霸凌的學生恢覆信心並重建身份和自我價值?
連榮華(武吉班讓單選區議員) 先生詢問教育部長:
(a) 教育部和學校採取了哪些措施來防止發生校園霸凌事件?
(b) 當學生在校外發生霸凌事件時,學校和新加坡警察部隊之間的合作程度如何?
(c) 是否有足夠的監測和監督來發現霸凌事件的苗頭,以及有哪些預防和預防措施?
嚴燕松(阿裕尼集選區議員) 先生詢問教育部長:
(a) 在過去五年中,每年教育部收到多少份關於在校內或校外發生的霸凌事件的報告?
(b) 鑒於最近在工藝教育學院、中學和小學發生的霸凌事件,教育部目前是否在所有學校實施了反霸凌政策?
葉漢榮(楊厝港單選區議員) 先生詢問教育部長:
(a) 使用什麼具體標準來確定事件是否應歸類為霸凌,並需要教育機構採取行動?
(b) 教育部最近是否對學生進行過調查,以評估學校霸凌的普遍程度?
(c) 教育部為教師提供了哪些干預和支持,幫助他們在工作過程中處理霸凌案件?
蔡慶威(盛港集選區議員) 先生詢問教育部長:
(a) 教育部是否跟蹤學校報告的霸凌案件數量?
(b) 如果有跟蹤,過去五年中每年的霸凌案件數量是多少?
(c) 如果沒有跟蹤,原因是什麼?
(d) 為加強對霸凌案件的發現、報告和糾正,學校正在採取哪些資源和政策?
蘇慧敏(馬西嶺—油池集選區議員) 女士詢問教育部長:
(a) 教育部是否注意到涉及學校學生的霸凌案件呈上升趨勢?
(b) 教育部如何更好地防止學校學生被霸凌並支持霸凌受害者?
何廷儒(盛港集選區議員) 女士詢問教育部長:
(a) 在過去五年中,學校收到的霸凌案件數量有何趨勢?
(b) 報告給學校的線上和線下霸凌事件的分類情況如何?
(c) 針對涉及神經多樣性疾病或殘疾學生的霸凌案件,是否制定了任何特殊的指導方針或方法,如果有,具體是什麼?
陳振聲(教育部長):議長先生,請允許我回答第 20 至 28 號問題。
議長先生:可以。
陳振聲(教育部長)先生:議長先生,我的答覆將回答議員周凱年先生、文佳禮博士、迪舒沙先生、連榮華先生、嚴燕松先生、葉漢榮先生、 蔡慶威先生、蘇慧敏女士和何廷儒女士就最近在網際網路上引起公眾關注的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 (IHLs) 霸凌事件提出的問題。
我的回答還將涵蓋潘群勤女士、沙禮爾先生、顏添寶先生和 林志蔚副教授的相關問題,這些問題將在後續會議上提出。
議長先生:好的。部長,我想您提到了第28個問題。但它在第27個問題上停止了。
陳振聲(教育部長)先生:議長先生,很抱歉,是直到第27個問題。
教育部 (MOE) 嚴肅對待所有形式的傷害行為,從一次性的不敏感言論到更持久的、故意的霸凌行為,甚至是身體暴力。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IHLs)有禁止任何形式霸凌的規則和規定。我們的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IHLs)教育學生反對這些負面行為,並與家庭、社區和合作夥伴合作,及時干預和解決這些問題。
議員蘇慧敏女士、嚴燕松先生、蔡慶威先生詢問了霸凌事件的趨勢。在過去五年中,霸凌事件的平均數量保持穩定。每 1,000 名學生中,每年平均有2 起小學霸凌事件和 6 起中學霸凌事件,無論在校內還是校外。其中,涉及使用科技手段的霸凌事件每年平均每 1,000 名中學生不到1 起,在小學發生的霸凌事件更少。
議員周凱年先生和文佳禮博士詢問了教育部如何教育我們的學生,並讓他們具備應對霸凌威脅的能力。從小,學生就通過課程和榜樣學習親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urs)。通過品格和公民教育 (CCE) 課程以及強調價值觀和尊重的學校環境,掌握了善待同學、以尊重的態度解決分歧和反對霸凌的技能。
學生學習遇到不安全情況時該怎麼做?保持冷靜,不要報復,遠離並向附近的成年人尋求幫助,並通知老師和家長。這些課程延伸到網絡空間。通過網絡健康課程,學生學會成為尊重和負責任的網民。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他們都應該向老師或學校領導報告任何霸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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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由於學生有時更願意向朋友尋求支持,學校建立了夥伴支持網絡(peer support networks),並培訓學生幫助和照顧彼此,以及處理衝突。
這些教育工作繼續在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IHLs)中開展,通過教授尊重和適當行為的模塊以及夥伴支持模塊來提高人們對反霸凌的認識。
議員葉漢榮先生、潘群勤女士、迪舒沙先生和其他人員詢問了對霸凌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干預和支持,以及學校如何與家庭、社區夥伴和警察合作解決這些問題。教師接受培訓,以創造積極的課堂文化,識別陷入困境的學生,並主動解決傷害行為和霸凌問題。所有職前教師都接受了這種培訓,新教師得到了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和學校輔導員的支持。在職教師還接受進修培訓,作為其專業發展的一部分。
當學校內外發生任何霸凌事件時,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IHLs)都會進行徹底調查,然後決定採取適當的行動。我們根據事件的嚴重程度採取分層方法。在因不經意的言論和誤解而引起的情況下,教師會指導學生解決分歧並達成共識。對於持續、故意霸凌行為的案件,除了採取恢復性措施外,還會採取嚴厲的紀律處分。對於網絡霸凌事件,學校會指導學生向網絡服務提供商報告。當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IHLs)得知任何嚴重霸凌或打架事件時,他們會與家長和當局密切合作,確保學生的健康和安全。他們還會施加必要的紀律處分,並指導學生改變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以便他們能夠學會成為負責任的社區成員。
同樣,我們的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IHLs)在採取紀律處分時會考慮事件的嚴重性,並考慮所涉學生的概況和需求。學校可能會拘留肇事者,甚至暫停他們上課。鞭刑是男孩的最後手段,並且只能由授權的成年人以適當的方式進行。對於嚴重的霸凌或打架事件,將向警方報告,肇事者將依法面臨法律後果。
每當學生受到霸凌時,無論是受害者還是施暴者,老師和學校輔導員都會提供情感支持,幫助學生應對和修復關係。持續感到痛苦的學生將被轉介到社區資源,例如社區心理健康反應、初期治療與評估項目」 (REACH) 團隊,以獲得更專業的支持。
這些教育和恢復性努力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採取這些努力是為了扭轉霸凌者的局面,而不僅僅是「開除」或停學。當關係因衝突和不當行為而受到影響時,學校和機構會採取措施教育、懲戒和恢復學校社區的關係,而這些努力需要家長的支持和合作。
家長的指導和合作對於塑造孩子的性格至關重要。父母通過樹立積極行為和與他人互動的榜樣來指導孩子。當孩子面臨霸凌時,鼓勵父母保持冷靜並提供情感支持,強化親社會價值觀和應對技巧。同樣,當孩子欺負他人時,父母可以引導孩子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真誠道歉並做出補償。由於修復關係和改善行為需要時間和實踐,因此鼓勵家長與學校密切合作,有效解決這種情況。
當學生目睹霸凌事件時,要提醒他們不要錄製並在網上分享事件,以避免進一步傷害當事人。同樣,當視頻在網上瘋傳時,每個人都應該謹慎應對。傳播此類材料,試圖曝光學生肇事者或呼籲排斥他們,可能會使他們更加孤立,將他們逼入極端,使他們更難改過自新。霸凌者往往也需要幫助來改過自新。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必須小心,不要無意中將這種行為正常化。讓我們站在一起,阻止模仿者和試圖超越上一個霸凌視頻的企圖。
教育部將繼續與學校合作,分享良好做法,並審查管理霸凌的策略。我們將繼續更新這些教育和干預措施,並與家長合作,為我們的學生創造關愛和安全的學習環境。
我感謝國會議員和公眾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在您的幫助下,我們將監控社區和網絡空間,保護我們的學生安全,並在您目睹學生之間的霸凌事件時制止它們,我們將成為那個養育好我們孩子的村莊。
最後,議長先生,霸凌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無法用一刀切的辦法解決。它需要一種細緻入微的方法,仔細考慮受害者和肇事者的福祉和改造。我們都有權力和責任相互支持,營造一個可以治癒和改變的環境。我們希望避免採取可能阻礙或剝奪肇事者改過自新機會的行為,例如適得其反的社交媒體行為。真正的正義是將懲罰與改造相結合。
以下是英文質詢內容:
Dr Wan Rizal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 whether teachers are sufficiently equipped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identify and manage bullying, especially in cases where victims do not report incidents; and (b) what measure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schools have adequate trained personnel, such as counsellors and disciplinary staff, to support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handling bullying cases.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how are schools helping students who are bullied to restore their confidence and rebuild their identity and self-worth.
Mr Liang Eng Hwa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 what steps are taken by the Ministry and schools to prevent occurrences of bullying incidents in schools; (b) what is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the Singapore Police Force in cases where the bullying of students happen outside of the schools; and (c) whether there are adequate monitoring and surveillance to pick up early indications of bullying situations and what are the pre-emptive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Mr Gerald Giam Yean Song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 in each year of the past five years, how many reports has the Ministry received regarding incidents of bullying that occurred within or outside of school premises; and (b) in view of the recent bullying incidents at a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campus, a secondary school and a primary school, whether the Ministry currently has in place an anti-bullying policy at all schools.
Mr Yip Hon Weng asked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 what specific criteria are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incident is to be classified as bullying that warrants action to be taken by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b) whether the Ministry has conducted any recent surveys among students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c) what are the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 provided to teachers to help them deal with bullying case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