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洋因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中国的渊源

清晨，位于禧街的中华总商会正门两侧围墙上的九龙壁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格外引人注目。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九龙壁就矗立于此，仿佛默默坚守着守护商会的使命。时过半百，九龙依然姿态生动而尽显霸气。正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当初是在清王朝的直接推动下所创设的那样，该九龙壁亦诞生于北京。那么，本地商会的建立与中国又有何具体关系呢？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外景（笔者摄于2023年底）

中国清末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商部的建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开始发生巨变，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国门被打开，在西方商品涌入中国市场的同时，包括“商会文化”在内的近代西方文化也逐渐输入中国。

众所周知，法国是现代商会的发源地，早在16世纪便确立了有组织的商会制度，后来传到西欧各国。接着东方的日本也于1878在东京成立商会。商会最初是商贾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商业发展而自发组成的，经过发展后，才得到本国政府的认可和扶持，并在其监督和保护之下，组织体系日臻完善。西方殖民势力向外扩张时，也把商会组织带到了他国。

英国人在广州建立商会可追朔到鸦片战争前的1834年，时隔两年各国商人又在中国联合组建了第一个洋商总会，力保自身利益。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商来到中国，他们设立商会，依靠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商界交涉，垄断贸易，打压中国商人。这种凭借软实力进行的经济战，不像真枪实炮的兵战，是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侵略手段。

因此，当时中国一些能够开眼看世界的政治家，例如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等面对西力东侵，认为首当其冲的威胁是坚船利炮。因此18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主导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起初仅聚焦于发展军事工业而追求“自强”。不过，这未能阻挡西方经济势力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一些政治家与精英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强大的国防是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要自强必先求富。要求富，则需要发展工商业，需要与洋商进行“商战”。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实业救国论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与同业公会在清末开始出现，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趋于瓦解。

“士农工商”的秩序结构和“农本商末”的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调，封建统治者的抑商政策和社会的贱商习俗，使得工商业者社会地位低下。清末随着重商之风渐盛，商人能够捐纳买官取得功名虚衔，在形式上跻身于“绅”之列。一直受鄙视的“奸商”成为令人仰慕的“绅商”。

甲午战争后，中国朝野上下振兴实业以保利权的呼声四起，“重商”观念显著提高。1903年9月清政府创设“商部”，掌管通商及运输等事务部门，1906年11月商部并入工部，改称“农工商部”，统辖农工商实业。

商部的宗旨：整顿商务、讲求商学、联络商界、和协商情、启发商智与振兴商利。要达到以上目标就需要得到商界的通力合作。清政府早已注意到洋商会在向中国经济扩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虽说中国封建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为商人争取利益的公会、行会或公所等业缘互助会，但在甲午战争前，这此组织基本由旧式商铺、手工作坊、小商贩等组成，主要协调同业关系，与西方商会相比，缺乏对整个商界的领导力量，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密切。

清政府决定推动建立新式商会，于是在商部建立的翌年颁行商会章程，规定所有商业公所改称“商会”。此前上海的官员和商人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因此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该商会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商会，为中国商界树立了榜样。

商部十分支持商会的发展，也重视对商会的掌控。商会总理由政府委派，受制于政府的总理自然就成了其“线人”。而商会不但管理企业，还兴学堂、办杂志、参与社会管理、帮助政府收税，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政府的替身。例如：合同、贷款、地契等所有商业文件由商会盖章后，均被视为获得官方承认的凭证。因此，商会既是政府有效控制商人的组织，也是实现政府与商家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在政府推动下，中国各地纷纷建立商会，1911年清政府垮台前，全中国已有九百多个商会。

清政府与海外华商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认识到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开始改变态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百日维新失败逃到海外的康有为等人，都极力争取华侨，尤其是其中的实业人士支持，海外成为革命党与保皇党反政府的重要基地。对此，清政府不得不多方笼络华侨，孤立反政府人士，博取侨民对朝廷的效忠。二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重压下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开始关注海外“富源”华商，试图挖掘侨民巨大的经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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