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洋因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中国的渊源

作为争取华侨的举措，清政府多次派遣使节团到海外访问，与华侨联络感情，试图通过亲善活动，向华侨宣传政府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招商引资，筹集海防，号召赈捐等，同时达到排挤反政府势力的目的。清政府在海外的外交机构也将护侨视为主要工作之一，积极关心其福祉，保护其利益。华侨在清朝外交官眼中从“判民”转变为“赤子”。

不过，仅仅靠使节团与驻外机构做华侨的工作效果有限。要加强海内外联络与信息交流，传达朝廷的政策与恩惠，鼓励华侨向国内输送建设资金，争取富裕侨民的支持，只有利用侨社中具有影响力的组织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于是，清政府想在海外侨商中“推销”在国内获得成功的“商会”模式。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

早在19世纪中叶，本地已经出现行会等组织。如戏班的“梨园堂”、粤帮木匠的“北城行”、建筑业的“鲁北行”等。但这些华社与清政府毫无关系，并且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中国的行会。因此，清政府需要一位既亲朝廷又能获当地商人信任的领袖出面成就此事，时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张弼士成了不二人选。张弼士奉命南来，先在槟榔屿建立商会，因为那里有他的亲朋戚友，也是他在东南亚的事业根据地，但进展有限。

张弼士于是来到新加坡倡导建立商会，并且率先捐献创立资金3000元叻币。其倡议得到本地侨领吴寿珍等积极响应，1906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顺利创立。

张弼士可谓得天时地利，主要因素有：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本地国际贸易不断增长。新加坡华商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华人商会来全面整顿商务、联络商界、启发商智、振兴商利等，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二，19世纪末华社针对殖民政府的商业破产修正法令展开辩论，著名商人佘连城等试图设立“华商公所”保护华人利益，但未能如愿，张弼士来创办商会时此事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三，正逢本地潮州社群内部发生分裂，部分富裕而有影响力的成员想靠建立商会开拓另一个阳光道。四，本地华商的社会地位往往得不到殖民政府的承认。商会则是以清政府为靠山的，这对于本来就具有浓烈中国情怀的华商而言，自然愿意靠向这种非正式的政治权力。

清政府的海外准派出机关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华商文化馆”常设展览的文物中，展有《商部为奉旨准予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立案事致外务部咨文》与《商部同意在新加坡设立商会的咨文》，弥足珍贵。据此可知张弼士等筹建商会的大致情况。

《商部为奉旨准予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立案事致外务部咨文》（华商文化馆）

《商部同意在新加坡设立商会的咨文》（华商文化馆）

清廷的批准形式是赐授“关防”给商会。所谓“关防”，乃长方形印信。像其他中国各地的商会一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中国官方的来往书信，必须盖上“关防”才能生效。中华总商会的筹建源自清政府授意，被赐授的“关防”则意味着其最高权力来自清政府。这一权力的象征不言而喻加强了商会在华社的地位。

清廷赐授的“关防”（华商文化馆）

1906年8月14日，清廷颁发的“关防”抵达新加坡。两天后商会举行了隆重的启用“关防”大典，商会总理、协理和议员们都盛装参加。大典的最高潮是与会者朝着“阙”（泛指宫殿或帝王的住所）字行大礼。

据史料记载，当年这个“阙”字是写在一面大玻璃镜上，置于堂北桌子中央，商会人员是穿清朝袍服，戴顶带花翎，行三跪九叩大礼，向皇上和皇太后表示忠诚和感恩。通过此仪式，商会名正言顺地成了清朝商部领导下的一个部门，而商会的领导层自然也象征性地成为清政府某个阶级的官员。这亦符合侨商们的意愿：摆脱四民之末，拥有绅商的社会地位。

中华总商会依附中国政权主导者的这种格局，不仅出现于成立之初，伴随着中国政治的跌宕起伏而时强时弱，直到二战爆发为止。宋旺相在《百年华人史》写道：“某些欧洲人有把中华商务总会当成是中国政府办事处的看法。我们相信商会在北京注册是引起欧洲人作出这种臆断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华商务总会纯粹是本地的一个商业团体，它完全致力于增进其会员的利益和整个商会的发展。它根本没有政治上的关系。由于必须给予它的会员在中国居留时得到各方面的保护，它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承认，这就是它和中国政府的全部关系。”

文中提到的“保护”，指中国政府给回国经商、探亲的会员颁发“商照”而提供的相关保障等。这对会员来说极其重要，也势必决定了商会的政治态度。因此，虽说商会和政治无关，纯粹以商为基调，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在政治倾向、意识和效忠对象上似乎有一些明显的色彩。例如，商会要员从第一届到1912年的第七届都在就职仪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直到民国二年即1913年第八届才改用鞠躬礼。还有，商会成立之初，每逢慈禧太后与光绪的诞辰，必登报通知本地华商在当日高悬黄龙旗，张灯结彩以示庆祝。

1908年11月慈禧和光绪驾崩，商会则致电北京农工商部吊唁，谓“两宫宴驾，侨民同悲”，同时特别通报本地商界学界，促令停市停课以表致哀。一些华族商铺响应，但同盟会人士的商店不仅照常营业，还大肆庆祝。保皇党人士对此十分愤怒，击破其商铺及其玻璃门。据载，当日警察及时出面阻止革命党人燃灯结彩，才消除了保皇党人暴动的可能性。

上述冲突也充分暴露了华商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据说此事件打击了革命党在本地的实力与声望，同一年同盟会将设在新加坡的总会迁移至槟城，此事件也许是导致搬迁的原因之一，不过亦为同盟会员另设炉灶建立商会留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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