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世界当红头巾遇上峇峇娘惹：藏在新加坡街头的中国DNA

1天前静姝 1567

南洋木棉花

红头巾下的倔强与温柔

2025年，中新建交迎来第35个春秋。若在新加坡街头驻足，你会遇见这样一座雕像：头戴暗红色方巾的女子，肩挑扁担，眉眼低垂却脊梁笔直——这就是“红头巾”，一个被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称为 “建国一代脊梁” 的群体。

时光倒流百年。广东三水县洪水肆虐，田庐尽毁。据《三水妇女志》记载，许多女性因家破人亡或反抗包办婚姻，不得不剪掉长发、藏起嫁衣，踏上“卖猪仔”的苦力船远渡南洋。黄苏妹便是其中之一——1935年，怀胎七月的她登上颠簸的苦力船，手中仅有一张写着“星洲”的船票。抵达牛车水的“豆腐街”后，为了在男性主导的建筑工地谋生，她们用米汤浆洗红布，发明了独特的头巾包扎法：先将红布折叠成三角形，从前额向后包裹，两侧塞入碎布固定，最后用发簪别紧。

三水女工当时的居住条件，深色房间为她们会选择租住的房间。

这顶重达半斤的头巾不仅是防晒工具，更藏着生存智慧——边缘可塞入零钱和香烟，红色既能警示危险，也象征对故乡的眷恋。从此，她们以“红头巾”之名，在烈日下肩挑500块砖（每块3公斤）、日行60担水泥，建起亚洲保险大厦、前高等法院、南洋大学……

据了解，在20世纪20-40年代，约有近6万名三水女子漂洋过海来到南洋，参与到了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中。三水文联副主席黄敏曾撰文称，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三次人口大迁徙，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其中下南洋是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环境最恶劣也最为壮观的。而“红头巾”就是这一大潮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女性力量。

“没有红头巾，50年代高楼建不成。”新加坡媒体如是评说。而她们日薪仅50美分，仍将80%的血汗钱寄回三水老家，自己仅靠咸鱼白粥果腹。因无力抚养，黄苏妹将新生女儿以4元钱送予他人，此后再未相见。这份断指之痛、思亲之憾，是万千红头巾命运的缩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从新加坡回乡的“红头巾”聚集一堂。

2015年，105岁的黄苏妹溘然长逝，中国最后一位红头巾走入历史。但新加坡人从未忘记：小学课本收录《红头巾》课文，麦士威路地铁站镌刻群像，邮票与粤剧《红头巾》让她们的故事代代相传。红头巾的坚韧，早已成为新加坡的国魂烙印。

新加坡城市街头纪念“红头巾”的塑像

一味一器融古今

峇峇娘惹的文化长河

当红头巾在工地挥汗时，另一群华人后裔正用瓷碟与香料书写融合传奇——他们便是峇峇娘惹【“峇峇”指男子。“娘惹”指女子】。峇峇娘惹最早可追溯至郑和船队留在马六甲的明朝后裔与马来女子通婚的子孙。

明朝时期，宦官马和（郑和）七下西洋

16世纪，以潮汕和福建为主的南方人南下经商，频繁旅居当地，其中有不少人便娶当地女子为妻。这种异族婚姻的后代，被称为“土生华人”。随后，在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更多华人大规模来到东南亚定居，为峇峇娘惹族群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多民族的文化得以更紧密交融，于是产生了“峇峇娘惹文化”。

峇峇娘惹全家福照片

商贾出身的荅荅娘惹因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积累了当地人无可匹及的大量财富，及至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峇峇因精通英语、马来语和闽南话，成为行政与贸易中介，被英政府重用为“King's Chinese”。在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加持下，荅荅娘惹群体在当地迅速崛起，成为了社会的上流阶级。

来自槟城侨生博物馆

走进槟城侨生博物馆，混搭之美扑面而来：清代雕花屏风映着英式彩玻窗，龙凤瓷碟盛放辣味叻沙。娘惹女子身着“卡峇雅”（Kebaya）——马来纱笼配西洋低胸剪裁，襟前三枚金扣如蝴蝶翩跹，这是中华绣艺与热带风情的结晶。相对于娘惹装，土生男性华人的服装则比较简单。峇峇们在重要场合，穿戴的礼服有西装、中山装，还有晚清马褂瓜皮帽，看上去却也与娘惹的穿戴十分和谐般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