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新加坡街頭問一個孩子：「你知道女傭嗎？」他們大多會快速地點頭，但如果你問：「你知道媽姐嗎？」他們多半一頭霧水。

「媽姐」這個詞，在如今的新加坡已經悄然退場。

她們是20世紀初期從中國南方下南洋的女性，終身不嫁，進人家家中做工，洗衣、煮飯、帶孩子、照顧老人，被稱為「自梳女」，是那個時代最隱形、卻最沉默有力的勞動者。

她們在我們今天熟悉的「外籍女傭」之前，幾乎撐起了整個新加坡華人家庭生活的日常。

那是一個沒有電子產品、沒有冷氣的時代，生活全靠人力維繫。媽姐們幾乎沒有節假日，從清晨起床就開始勞作，直至深夜才結束。

我第一次真正認識媽姐，是在繪本《媽姐的金魚燈籠》里。裡面的媽姐為僱主家服務了一輩子，小主人公長大後把小時候媽姐做的燈籠一起帶著去看媽姐，是個溫馨的繪本。

再後來，看《小娘惹》時，那些穿著白色唐裝、黑褲子，頭髮盤起的女子——她們分工明確，有人在廚房，有人守在主人邊上。她們台詞非常少，卻是劇中最真實的存在；她們沒有主線，卻支撐起整個故事的溫度。

(圖片來自聯合早報，照片中為《小娘惹之翡翠山》中扮演媽姐的演員們）

媽姐，這個名詞，如今在許多年輕人腦海中早已模糊，但她們的身影，依舊潛藏在老照片、舊廚房、某些家庭記憶的深處。

如果你要問全新加坡最有名的媽姐，毫無疑問，是曾經在建國總理李光耀家中做工過的歐陽煥燕，我認識她，是在李國梁的《廣東媽姐》這本書里。

她來自廣東順德杏壇鄉大巷村，姐姐歐陽煥崧當時在愛國華僑陳嘉庚家裡工作，在姐姐的介紹下，1949年，14歲的她那年獨自一人踏上遠洋輪船，來到新加坡,和姐姐一起在陳嘉庚家裡服務了9年，直到日本人來到新加坡。

(圖片來自網絡，照片上的人就是歐陽煥燕）

昭南歲月，陳嘉庚當時帶著全家前往印尼避難，而小女兒留給了姐妹兩個幫忙照顧。當時姐妹倆前往隔壁李光耀家裡打工，也照顧陳家的小女兒，直到陳嘉庚一家回來。

後來，歐陽煥燕就一直在李家打工，陪他們度過新加坡最動盪的建國歲月，也是她們成長記憶中最穩定的一部分。

（歐陽煥燕（左）在李家打工時，跟李瑋玲、另一位媽姐和李顯揚的合照。圖片首次刊登於《聯合早報》，2009年2月1日，圖片來自李國梁的個人網站：從夜幕到黎明）

歐陽煥燕40歲那一年，變成了自梳女。

她是幸運的，因為被書寫了下來。但更多的媽姐，只是默默地活著、老去，在僱主搬家或去世後，被安排送回老家，或者入住老人院，連名字都沒能留在新加坡的城市檔案里。

而像歐陽煥燕這樣終身未婚、盤發為誓、默默做工的女性，並不是個例，而是一整個遷徙群體的縮影。

20世紀初，廣東珠三角一帶如順德、番禺、南海等地原本是手工業和女工密集區，尤其是絲綢紡織、縫紉、製衣業發達。

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在西方已經用機器替代手工，快速、大規模生產衣服的同時，珠三角的紡織業還停留在手工和慢工出細活的階段，加上世界經濟大蕭條和戰爭動盪影響，當地傳統手工業逐漸凋敝，女性面臨大規模失業。

而與此同時，新加坡等英屬殖民地早期主要引進男性苦力、勞工、建築工、礦工也引發了社會治安問題，幫派林立，械鬥不斷，讓殖民政府很是頭痛。

於是，殖民政府開始限制男性移民下南洋，同時向中國南方開放女性勞工通道。

「媽姐」的出現正是在這種殖民政策與經濟困境夾縫中形成的特殊現象。她們多搭乘客輪到達新加坡、馬來亞，甚至遠赴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地，成為各地華人家庭中的重要支柱。

（圖片來自網絡，描述的是1930年代中國農村婦女下南洋的場景）

當時的女性，不嫁人很難有生活上的保障。而這些媽姐，選擇「自梳」，是一種頗為激進的抗爭方式。「下南洋」這條路，不只是謀生，更是一種身份上的逃逸與重塑——在異地開始「做自己」的生活。

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她們到達新加坡之後，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姐妹群體網絡。一些媽姐甚至在同一個僱主家中「接力工作」，將彼此介紹入職、傳授經驗，構成了非血緣的「女性社群」。

（圖片來自聯合早報，圖中的內容是晚年媽姐的生活）

和媽姐差不多同一時期來新加坡的，還有一群女性，她們是新加坡城市化建設中最堅實的奠基石，她們叫「紅頭巾」。

關於「紅頭巾」的故事，可以閱讀《她們的汗水，撐起了新加坡城市化的地基》

「媽姐」和「紅頭巾」是這一代南來女性的兩個面向——前者走入家宅內院，後者踏進工地街頭。

一個是圍裙上的油漬，一個是額頭上的汗珠。

但她們的動機相似：為了謀生，為了獨立，為了掙一口屬於自己的飯吃。

上周末我去了Everton Road，這裡曾經是新加坡本地畫家葉耀宗（Yip Yew Chong）的創作起點。

他曾經毛遂自薦，請求這裡店屋主人同意他作畫。那面牆，最終成為了他人生的第一幅壁畫，也成為媽姐第一次在城市中「重新出現」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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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畫的是一位扎了髮髻、踩著木屐的媽姐，蹲在地上搓洗衣物，頭上還晾曬了床單，身旁還有一張咖啡椅子，放碗的矮櫃，還有來覓食的小雞的一家。

很接地氣，也很是有趣，與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渾然天成。

不過如今，這幅畫已經不在了，我在Everton Road來來回回走了好幾趟，在這幢店屋旁經過了好多回都沒有找到。

直到第5次路過的時候，我在想不會就是這樓吧，看著真的很像呀，但是畫呢？怎麼沒有了？不死心的我又上網找了照片，還真的是曾經的這裡。

重新粉刷的外牆，已經沒有了媽姐的影子，那一瞬間，我忽然意識到，這些牆上的淡去，正如她們在人們記憶中的隱退。

但媽姐，並沒有完全消失。

我在牛車水的其他牆上，還看到幾位媽姐的身影：一個在戲台前駐足聽戲，一個抱著孩子在濕巴剎穿梭。

她們沒有姓名，卻被畫筆記住；她們沒有墓碑，卻被城市收藏。

關於牛車水的壁畫和畫家葉耀宗的秘密簽名，可以閱讀《牛車水壁畫里藏的貓，是畫家的小秘密，也是城市的溫柔》

媽姐的晚年生活得如何？

在新加坡拍攝的紀錄片《自梳女》中，有一位媽姐叫香姐，服務僱主家四代人，僱主家的孩子——如今的海裕博士——視她為親媽般供養。

香姐說，順德老家有俗信：「女子不嫁，要挽髮髻。若不梳發，死後會成孤魂野鬼。」

她終生未嫁，也未返鄉生活，直到年老，依然與僱主子孫同住，吃飯、聊天，被接納為家人，給她過生日。她說自己是幸運的。

但片中還有另一位媽姐來桂，住在「估哩房」，和兩位老人一起靠微薄的繼續費過日子。她堅持不接受福利部救濟，自己賣報紙、洗衣、做針線。

她的身上，還有竹子一般的傲骨和節氣，映照出一個時代南來女性的倔強與尊嚴。

而有些媽姐，在主人去世或家庭搬遷後，被送回中國老家。她們年老體衰，已無法適應早已陌生的故鄉。親戚有時視她們為「拖累」，房產問題、贍養問題接踵而至。

有的媽姐晚年獨居在舊祠堂旁的小屋裡，靠一點微薄的積蓄度日；有的還會想念新加坡，想念那些她照顧過的孩子——而那些孩子，已經長大，有了自己的人生，卻可能早已記不起她的名字。

媽姐不是母親，但她們養育了無數人；她們不是親人，卻可能比親人更親。

她們站在最不顯眼的位置——後廚、嬰兒床邊、洗衣間裡，卻是許多家庭不可或缺的存在。她們熟記孩子的哭聲、僱主的口味、衣服的分類，卻沒人真正了解她們自己喜歡吃什麼、想過怎樣的人生。

她們沒有留下太多影像，也沒有留下後代。

她們的勞動無法被「績效」衡量，也不被寫進「建設新加坡」的敘事中。但她們確確實實，用身體的勞動，情感的投入，為整個南洋社會的家庭生活打下了基礎。

而她們的精神，比任何豪言壯語都更令人動容：選擇不嫁、選擇遠行、選擇獨立、選擇用沉默承受生活的一切。

在當下，我們更習慣談「女性獨立」「性別平權」，但早在上世紀初，那些自梳女、媽姐、紅頭巾、南來姐妹們，早已用最不張揚的方式活出了「獨立」的姿態。

她們沒有掌聲，也未在歷史的主舞台登場。

但她們是舞台後，點亮燈光、收拾殘局的人。

參考文獻：

張丁元（2023年6月19日）。定格百年：媽姐——勤勞忠誠的東方婦女象徵。《聯合早報》。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30619-1405946

余廣達（繪）、林得楠（文）（2016）。《媽姐的金魚燈籠：獅城女傭故事》。新加坡：玲子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