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告诉你：李光耀如何塑造出今天的新加坡

李氏对中美在亚洲“互别苗头”的宏观观察，正误皆有。比如他说中国不介意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从最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问北京与中国军事领袖针锋相对的对谈可见；当然，他相信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则完全正确。

新加坡官员的薪津之高，世界之最，这项实行近二十年且证实非常成功的政策，是李光耀在1993年提出（李本人并非受益人，以他于1990年底退位让贤）于翌年为国会批准。这项世所罕见的政策，规定所有政治任命官员及部分高级公务员的年薪与私营部门薪金挂钩 —— 前者为后者中位数薪金的三分之二；所谓“私营部门”，是律师、银行家、工程师、会计师、跨国企业总裁及本国工业家，根据这些行业八位薪给最高者的中位数。在2009年，新加坡政府部长级官员的年薪可达一百五十万（美元，下同），总理则为三百余 万。如此高薪，对政府并不构成沉重负担，以整个政府决策管治层的薪金总和，不及 GDP 0.02% ，比购买一架 F15 战机还便宜（按 1998 年每架出厂价约三千万美元）！

管治层薪金这样高，民间反对之声盈耳，在野政党以此进行攻击，不难理解；然而，实行高薪制后的数次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有升有降，惟均以多数票胜出，说明高薪“物有所值”，纳税人的钱没有浪费，即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程度获大多数选民认同。这是李光耀引以为傲的。

这里岔开一笔，略述笔者对官员高薪的看法。一般的说法是高薪可以养廉，以经济学语言，高薪令受薪者行差踏错被解雇（遑论下狱）的机会成本大增，因此在职时不敢营私舞弊，廉洁政府由是产生。此说大有道理；然而，与新加坡同列世界廉洁榜榜首的新西兰和丹麦（2009年“国际透明” 的“廉洁指数排名榜”前三位依次为新西兰、丹麦和新加坡，香港排第五、台湾三十七、澳门四十三、中国七十九， 最不廉洁的索马里排名一百八十），她们的部长级高官的薪津不及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然而其廉洁程度尚比新加坡胜一筹，说明了“养廉”的不一定要高薪！以新加坡的例子，笔者相信“高薪”之能“养廉”，与有无上权威的李光耀“上梁端正”即绝不贪渎及治贪腐绝不手软的示范和阻吓作用亦有关。如果笔者的揣想不致远离事实，那么，李光耀后的新 加坡在这方面便可能有变！新加坡在地理上受贪污邻国如马来西亚（廉洁指数排名五十六）及印度尼西亚（排名一百一十）包围，且多商贸及民间往来，亦与在贪腐上声名狼藉的中国政商关系密切，又与广东福建有频密的人际沟通，近朱者赤、近贪者腐，新加坡在强人之后，其欲不变 “色”，难度大增。

对于从政从公只为“荣誉”而不为个人利益如金钱和名誉（国人挂在口边冠冕堂皇的“大话”，台湾是：“计利只计天下利”，内地是：“专门利人毫不为己”），李光耀直斥为“虚伪”。李氏绝非“和稀泥”式的政治领袖，其“直斥其非”的个性，在青年时期已显露，笔者昔年曾引柏金逊 （ “柏金逊定律”的作者）记学生领袖时期的李光耀，这种耿直的个性令他非常突出，受人注目。李光耀指出，在西方 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政客官员的薪津并无 “过人”之 处，只是这些人在任时大都做好离任时写书、演说及当企业顾问或在政治属性明显的研究所当研究员的准备，这便是李 氏所说的 “退路策略”( exit strategies )。众所周知，香港特区 政府的决策官员 —— 政治任命及公务员 —— 的薪津，虽然比 上（新加坡）不足惟比下（如欧美日本以至中国）有余，但人心不足，不少人在任时有 “积阴功”的不光彩陋习，即使不是人人如此，退休后当义工或无所事事优游林下者数不在 少，但有少数人在位时处心积虑苦心经营，一切 “为退休后养尊处优谋”，而且确有若干进入相关商界当优差的显例， 已足令整个公务员队伍蒙羞！

李光耀1990年11月辞任总理，把此后的收入包括著作版权、演讲等的收益一共一千三百万坡元，悉数捐作慈善（主要是教育基金）用途……。在廉洁自持有高尚情操的西方领袖之中，李光耀最欣赏的也许只是联储局前主席伏尔克(Paul Volcker, 1927– )，1987年他从此职退休时才六十岁， 正当赚大钱的盛年，但他并没有出任任何牟利性工作（仅短暂地担任过前世银行长主持的一家小型财务机构的非执董或顾问），所做的都是无薪给的义务性公职；李光耀曾问他何以与众不同、如此清高（退休的美国联储局主席和财长大都进入华尔街“揾真银”），伏尔克轻描淡写地说：“普林斯顿（大学）培养我们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如何选拔和吸引社会精英投身政治、进入政府，是李光耀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工作。

从政的先决亦可说是“内生”条件，李光耀指出是坚定的信仰(you must have convictions)，这当然是把新加坡建成 现代化独立繁荣城邦的信仰；此外，他认为学历虽然不可忽视，但绝非做官的最主要元素，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曾一口气请了三位博士，但政绩差强人意。从仔细研究成功大企业 如通用电器、微软和万国商业机器这些成功跨国企业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李光耀发现优秀领导人必须具备多种 “基本质素”如高智商、 EQ 、干劲 ( stamina )、果断和足智多 谋 ( resourcefulness )等，缺一不为功。和香港不同而与英国一 致，在新加坡，出任部长的人必须通过竞选的洗礼，这即是说，一位具备上述诸种优秀质量的干才，如果没法获选民认同，便不能进入内阁；不但如此，以李光耀的标准，如果你在任内的工作不能获选区人民的认可，你便无法连任，对于 这种 “一任人才”，李光耀认为不堪大用( not much value )。 有心把从政作为终身志业的人，李光耀认为要一早下定决 心，唯有如此，才有机会接受种种考验，而在这漫长的历练过程中，让领导层有时间评估其实际政绩以及在竞选中了解其能否赢取选民的信任与信服，从而决定他是否可以栽培并 赋予重任。李光耀指出外间批评他的政府由一班 “精英分 子 ”( an elitist lot )组成，是皮相之说( plain stupid )。长年经验 的累积引导人民行动党决策层理解政府领袖必须是多种优良 质素的聚合体 ( a conglomerate of qualities )，而他们所要具备 的质素，与军事统帅、企业总裁或总编辑并无二致 ……。在 这里，李光耀重提 “遗传因子”的重要性，他强调人的智能 和 EQ 等质素，七八成来自先天，只有二三成为后天的培养。

通过竞选和工作考验的人才，政府以甘词厚币（表扬他们的工作表现和支付高薪）挽留他们继续工作；但留下的人要经过三、四以至更多届的的工作，才能成为经验丰富、老练果断的优秀部长！李光耀强调，当一任部长是不足够的， 起码两任，你才真正理解新加坡和她的人民，同时你才真正了解政府的运作。向这些优秀人才支付高薪，目的是在挽留他们 —— 不然，他们任期未满时也许已有高就而辞职。李光耀这种“人事安排”，从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高廉洁度以至社会安定经济欣欣向荣上看，是非常成功的。问题是，如何能让一名政客在数届大选中胜出？要解决这个难题，人民行动党四出寻找人才并吸纳他们成为党的中坚分子，这一方面令该党人才济济，一方面则使其他政党无能人可吸纳，出现人才凋零的人才荒，在这种大环境下，迄今为止，人民行动党便在多次大选中屡战屡胜，从1959年一直执政至今！这肯定是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

本文收录于《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作者林行止：香港《信报》创办人，著名专栏作家，政经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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