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访美期间出席《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对话会（全文）

一些国家指责中国进行国家干预、提供津贴和扭曲事实。但如果你出于战略因素而决定把很多活动迁回本国，那么实际上你也是半斤八两。这样还有什么规则可言？

目前为止，基本的原则是各国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偏离严格的自由贸易规则，并提供津贴。世贸组织制定了一套公平贸易规则，并进行仲裁。但你还要更深入地看待这个课题。如果不是按照森林法则，也就是说各国不会不惜一切要在本国制造每样东西，不愿意花大笔资金把制造活动迁回本国。那我们就需要制定新规则，决定哪些是合理和可接受的范围，有什么限制以及如何达成共识。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人人都说必须保持国家韧性，但如果大家都永无止境地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将再次陷入森林法则的困境中。

香港则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的首要和迫切问题，而我认为是个短期问题，就是当地的外国人已经厌倦了冠病限制措施。他们不能旅行，也不能很便利地做生意。如果你不能进入中国或到本区域，留在香港有什么意思呢？因此，他们想移居他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来新加坡。我们乐意欢迎他们，但其实如果他们愿意留在香港，我们会更高兴。虽然这会对新加坡带来竞争，但这将使本区域富有活力和朝气蓬勃，而位于本区域的新加坡将从中受益。

对香港而言，更长远的问题是在2019年后，在发生学生示威事件后，中国改变了条例并制定了新法律。环境已有所改变，企业必须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能从事什么生意？

他们还是可以做生意。很多公司在中国大陆，在一国两制的别岸，它们的生意都做得相当成功。但在香港这个仍然独特、有价值和不同的地方，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否仍须留在香港，还是可以到其他可能有别的优势的地方？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移居。有些人可能会到新加坡。另一些人可能会到别处。我们拭目以待。

在香港回归中国前，两地的发展起点很不一样。当时的希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以一种良好的方式趋同，并在50年后，当一国两制的安排结束时，两地的结合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中国大陆会与香港靠得更近，而香港也会更像中国的情况。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是50年的中间点。我相信即便环境正逐渐改变，香港仍然可以维持生计，不仅仅是挣扎求存而已。

华尔街日报：您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对话会上说您不认为原本的预计是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不认为这是我们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和中国接触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么做本身有好处，而美国人也因此获益。但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接触其实是要让中国变得更民主，即使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至少它不会那么强势或实行扩张主义。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中国基本上一直在资助在西半球，如在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而这些独裁政权正大力破坏美国在本区域的利益。

您接着说，我们要做的是把中国带进来，让它能在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以强势和消极对抗的方式在我们所处于的半球行事时这样做呢？基本上，中国所扶持的国家的作为完全违反了我们的利益，我并非讨论它们是否民主，而是讨论与稳定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课题。

李显龙总理：对于什么是对他国人民政治事务的不当干预，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当然，新加坡认为新加坡的政治属于新加坡人，如果你不是新加坡人，你就不应该参与或资助我们的政治活动。我想大多数国家也持相同想法。但许多国家确实试图影响他国的内政，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这样的干预活动。

反之，如果你不把中国带进来，把他们排除在体制外，目的是让他们变得更穷、更无法成为世界上不稳定因素之一，你确定世界会因此更稳定吗？我们当初的设想是，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人口日益富裕，他们将形成中产阶级，他们会在现状和国际体系中有既得利益，因为该体系将让他们获益。中国需要国际金融系统，他们拥有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它们需要世界贸易体系，因为它们出口产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意往来。让他们成为这个体系的一分子好过把他们排除在外。

华尔街日报：我想跟进一下，我同意您的说法，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美国会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李显龙总理：他们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之一了。

华尔街日报：我猜想中国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吧。

李显龙总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在二战后于布雷顿森林成立。当时美国在世界处于领导地位。这两个机构成立后，由欧洲人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并由美国认可的领导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当时，这两个机构的投票权分配反映了各经济体在当时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权力经历了一些微改。因此，问题不是你为什么要让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而是这个机构的合法性是否有所改变，尤其是它成立时的经济平衡情况和现在很不同，如果维持现状又会带来什么影响，特别是我们无法避免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你可以说，好吧，我就让世界银行维持现状，让我能在推选世行行长时有很大的话语权。那中国会说，好吧，我就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尽管这是个不同的银行，但它为中国提供另一个与世界接触的管道。这是否对世界更有利？如果我们都在同一个全球框架内运作，那也许会更好。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这是不对的？中国要和世界建立联系，要投资，要做生意，其他国家也想和他们做生意，而这个体制能让他们这么做。

以前的情况不同。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也曾就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展开相同的讨论，但是当时讨论的对象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他们不是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成员。该协定当时有大约150名成员，成员们举行了多轮的关税贸易总协定谈判，每一次都取得进展，成功降低关税并使贸易往来更自由。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是否要让苏联加入协定。当时，各国的论点是最好不要让他们加入，因为如果这么做，每个争论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导致大家陷入僵局，什么也解决不了。不过，当时的情况是，苏联在国际贸易中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做。但现在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他们不在体系内并且无需遵守相同的规则，我想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

华尔街日报：在外来影响课题上，我看到新加坡在去年通过了有关外来影响的相关法案。我想请您具体说明一下，在这方面，新加坡视哪些国家为威胁，而哪些具体的举止或行为会引起你们的关注？

李显龙总理：我们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影响。首先，我们与庞大的互联网相连接。其次，新加坡人都会说英语，也读懂英文。第三，我们是多元种族国家，有华族、印族、马来族和其他族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像日本人。如果你是日本人，你很有可能在日本生活。但本区域的其他地方有大量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我们绝不能说和这些地区保持联系对新加坡没有用处或对新加坡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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