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加坡叫“罗越”时

拜读《早报》“四方八面”林仁余先生的大作《南游记》，给了我一些启示。他在文中提到一个“罗越国”，这个国家在哪里？是什么时候建立的？相信对历史不是很感兴趣的人，都会疑惑不解。然而，当你读了这篇文章后也许会对此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现在我们看一下当新加坡叫“罗越”的历史时期。

历史，很多人会说那是老掉了牙的东西，沉闷又枯燥，和生活又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就没有那么关心，甚至对历史望而生畏，一般人都是一知半解的。但是，“罗越”对我们新加坡人、甚至马来西亚人来说却是很重要、应该去认识的。所以，我认为历史不应只是成为学者专家之间的交流对话工具，历史的学科知识应该走出书斋学院，深入民间，应该走入普罗大众，让一般人对自己出生、成长、生活的这块土地有所认识。

言归正题，文章开头就问：“罗越国在哪里？”

林先生这篇文章是写日本作家涩泽龙彦在小说中说，年老病重的高丘亲王无法如愿去到天竺，停留在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时，听从王妃建议，将舍身喂虎，让往来天竺的老虎带他去到印度。对岸的罗越国有老虎出没，于是他骑象南行，抵达苏门答腊岛与马来半岛之间距离最近的地点，乘船到罗越国。书中这么写：“地处马来半岛南端的罗越国，当时是以星洲岛为中心的一个十分繁荣的国家，也是以南方海上贸易为根基的诸多小国之一。”

林先生说，他最感兴趣的是罗越国。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是应该对自己国家的早期历史有所认识。他也叙述了很多罗越国的史话，这是一件好事。然而，这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根据史籍记载及专家学者的考据作一些叙述和补充。

我们新加坡这地方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出现过：皮宗、蒲罗中、罗越、单马锡、淡马锡、龙牙门、凌牙门、长腰屿、新忌利坡、息辣、息力、新甲埔、石叻以及星洲等。

现在我要说的是“罗越”。

“罗越”出现在唐代的史籍。大家都知道，在唐代，中国的僧人不断往返于南海间的很多，而义净曾到过佛逝国（即室利佛逝）。但在这之前从三世纪到八世纪大约四百年，新加坡的地名突然在中国史载中脱了线，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之夜”，这里的历史地位在这个时期陷入暧昧。这主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和马来群岛的水域海盗横行。因此，少有船只绕道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的航路被废弃一个时期。而克拉地硖一带却成为东西方商贾、使臣从事物物交换或横跨短距离的陆路到彼岸换船和续航的地区。于是，造成了那个年代克拉地硖的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中国海上交通的日益发达，对航海的技术及造船的研究是一日千里，因此在唐代中叶以后发明了一种日可行百里的“千里船”。这种“千里船”是由大帆船演进而来的，那便是当时中国已发明的一种推进机，最初只是用单齿轮，后来进而为复齿轮，可以不借水力、风力，而能旋转自航。于是，中国商舶的出海贸易便凌驾外舶之上了。

中国在八世纪唐代便已经发明有齿轮的船舶，“轮船”一词应该就是从这里而来

到了唐末，黄巢作乱攻陷广州，许多老百姓就纷纷逃到南洋来避乱，甚至在苏门答腊的巨港及马来亚定居下来，从事耕种。中国人大批移殖南洋定居，当以这时期为开始。因此，华人即被称为“唐人”，而称中国为“唐山”了。

这正是八世纪，唐代贞元时（公元785-805年）宰相贾耽所撰的《皇华四达记》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见于《新唐书》）中提到了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在书中所述从广州通海夷航程，其中提到“罗越”国，据史家的考据就是今日的新加坡。

我们来看《新唐书》卷四三下所节贞元宰相贾耽所撰《四夷路程》七道中的第六道——《安南通天竺道》说：“……又三日行至文单（Vian-Tian）外城，一曰陆真腊，其南水真腊（Lower Kamboja）。又南至小海（Tonle Sap），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

又第七道——《广州通海夷道》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行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Pulo Condore），又五日行至海硖，番人谓之‘质’（Selat：大食语Salahit），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Sri Vijaya）。”

再看《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单单国传》说“罗越者北拒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Kakula），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㡳（Dvaravati）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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