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Tiktok在英国上线电商业务,但表现上远不如国内抖音电商那般突出,字节跳动高管Joshua Ma作为Tiktok欧洲电商的负责人,对员工表示“作为一个‘资本家’,我认为没有任何公司必须提供产假。”
这句话捅了大篓子,《金融时报》称,Tiktok激进的企业精神与英国员工的办公环境背道而驰,这一文化冲突不仅引发了离职潮,还让舆论只注意到Tiktok快速崛起的背后,牺牲的作为人的东西,很快Joshua Ma就被从相关位置撤下。
按理说作为一家跨国公司高管,说这种话简直“蠢透了”,但这就是项飚所谓“位于中心的那种自大”,考虑的角度从来只有自己高管的身份、Tiktok是热门公司、抖音电商国内的成功这些“象征性、符号性”的东西,没有考虑到员工作为人的尊严、具体执行细节乃至更为深远的影响,“被自我的论述淹没”。
所以,这么看的话,新加坡的“边缘”反倒有其优点。
边缘倒并不是指地理位置,新加坡占据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被称为东亚的“海上生命线”,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逼仄的土地面积与人口等资源的匮乏,不被重视才是新加坡“边缘”的实意。
有句老话叫“平地抠饼”,新加坡就有点这个意思,怎么把“饼”给扣出来,前面讲了作为CEO的战略能力、心态,接下来就得看细节。
虽然李光耀作为“百年不遇的优秀政治家”,李显龙也是优秀的继任者,都为新加坡规划了精确的战略,但“化边缘为动力”只靠政治家动动嘴显然没法实现,需要激发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乃至公民等多方动能。
比如新冠疫情以来,民众和外界对新加坡的疫情政策多有褒贬,但至少对冯佳来说,新加坡政府的考虑、执行都非常高效、细致,她和老公在国内是小有所成的创业者,拿过一轮数百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虽说发展谈不上迅猛但日子过的也算滋润,2018年初的一件大事,再加上一直想出去看看的好奇,让冯佳打定了移民的主意。
由于还得照顾国内生意,一开始目的地就瞄准了新加坡,夫妻俩在当地成立了一家AI招聘公司,一来可以拿个身份,二来也抱着创业的心态,但异国经营困难重重,现在基本成了一家空壳公司,不过自2020年以来,冯佳至少拿到了三次政府发放的疫情补助。
冯佳向我介绍,新加坡政府会按照行业类别,给中小企业发放现金以覆蓋工资等运营成本,对于食阁这类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线下企业,亦或是因居家办公导致的办公室空置,还有不同程度的租金补助,个人层面发放了大量的消费券,甚至技能培训、考证,“政府都给你买单”。
相比于她在国内的公司,冯佳认为新加坡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直接把钱打到公司账户,连领都不用领。”
新加坡连续第十年位列“全球廉洁国家”前十名,在世界银行《2020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第二位。如今我们对新加坡的评价是什么?高效廉洁的政府、花园般干净整洁的城市,安全的人身和营商环境,而这一切都是新加坡人“卷”出来的。
“惊输”的民间文化
总的来说,好的CEO,好的机制,也要施予好的团队上才能产生共鸣,这就应该谈到新加坡人所谓的“国民性”了。
在我看来,更广泛的新加坡人来说,他们的自驱力,更多来自那个叫做“惊输”的国民迷思,而这个文化驱动出来的状态,有点像“内卷”。
但是,新加坡的“卷”并不是封闭市场熵增的无效竞争,只是描述新加坡市场化竞争的实际和残酷,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状态。
程欣2010年在新加坡从事海商法,待了近四年时间,她比较深刻的体会是,“新加坡不允许有任何北欧式的福利存在,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一方面,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深谙儒家文化,比如组屋就是“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信奉全面的市场化运作,导致政策经常会跟随市场变化。项飚说,“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新加坡政府不断搞这个、改那个,这很累”,但他进一步解释,建设是需要投入的,需要细致的计划和行动,换句话说,“卷”是新加坡必然且持续的状态。
拿资本市场来说,前一阵蔚来汽车在新交所挂牌,着实为新交所带了一波势能,陈庆给投中网的回复中,数次强调新加坡非常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和需求,调整和适应市场的变化,除了政策以外,将通过国际化和高市场化程度的运作,欢迎中概股在新加坡落地。
就连区块链与web3——我一直认为与传统交易所有竞争关系——也被陈庆看做是机遇,“新交所是亚洲多元资产交易的门户,我们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管理风险。在拥抱新科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她表示新交所与淡马锡的数码资产合资企业Marketnode就利用了相关技术。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刚宣布推出称为守护者计划(Project Guardian)的试点项目,在批发融资市场探索去中心化金融的潜在应用。该项目将由星展银行(DBS)、摩根大通(JP Morgan)和Marketnode牵头,创建一个由代币化债券和存款组成的许可流动资金池,通过公共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来落实担保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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