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re整理过每一单求助,并分为帮“大忙”和帮“小忙”。
“这就像一场长跑。你千辛万苦地跑到这里,眼前只剩最后一百米,却突然跑不动了。你可能是伤了,也可能只是渴了。如果伤了,你需要一辆救护车,这是‘大忙’;如果渴了,你需要一杯水,这是‘小忙’。我们会根据情况,为你提供救护车或者水。”
有些问题大同小异,便提高解决类似事件的熟练度,比如将一份不断完善的配药机构名单提供给求药的人。
有些志愿者拥有特殊资源,便精准配对到合适的地方,比如家有癌症患者的人为同病相怜者分享一些经验。
有时,志愿者所做的只是一些打电话的小事。而被帮助者冷静下来,也会自己慢慢发掘解决问题的途径。志愿者常觉得自己并无贡献,而求助者却仍觉得深受大恩。这是一种奇妙的双向困惑。
“如果你喝完水后跑到终点,你或许会觉得一切全得益于那杯水,但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是一路你都自己跑下来了。不过,那杯水也确实是你最需要的东西。”
5月9日,一个叫小蒙的女孩到平台求助。她的母亲急需入院放疗,但费尽波折也没找到一家可收治的医院。颠沛流离之中,小蒙死死抓住了目所能及的每一根稻草,“守沪者”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求医无门是万众瞩目的话题。小蒙很快得到了大量帮助,有相关人提供门路,也有过来人分享经验。王俊梅也在其中。在更合适、更有资源的人旁边,她全力打着辅助,并努力在细节上查漏补缺。
不知不觉中,她察觉到小蒙被消极情绪侵蚀。为了给母亲治病,小蒙选择休学来到陌生的上海,每天为找医院奔波、为明天的吃住操心,还要在照顾母亲时保持镇静——她已经太累了。
这让王俊梅很难过,可医疗总是要等的,她只能在煎熬中一直陪着小蒙。
“从早到晚,只要有空,我就远远地通过一条条微信去陪伴她。我很高兴她一直愿意和我聊天。她担心迟迟不放疗会延误母亲的病情,我就告诉她,我接触过放疗病人,放疗并不是一件比生病更轻松的事。你母亲晚去几天,就能晚痛苦几天。”
几天之后,小蒙的母亲成功入院。入院几小时后,一条消息从小蒙那边传来:“因为你们,我妈妈得到了救治。我感恩,所以我也想加入你们!”
Clare事后总结:“这不是单纯的求医事件,里面有两个需要帮助的人。小蒙的妈妈需要放疗,小蒙需要心理疏导。”她立刻提醒负责类似事件的志愿者,要同时关注家属的情绪。
“在救援、救助、救济之外,我们也需要‘守护’。”
从开始到休眠
“守沪者”完成了300余次求助
渐渐地,平台上的求助单变得多种多样,求医问药、紧急出行、寻求住宿、急需物资等层出不穷。如果继续封城,或许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求助出现。
这令Clare想起不久前一件小事。封控刚开始时,有上海人抱怨买不到咖啡,遭到全国一些嘲讽。
“其实志愿者做多做久了,就会意识到击垮每个人的石头是不一样的。只要是他需要,无论是咖啡还是救命药,他就是需要,如果没有他就走不过这个坎。志愿者应该要去帮他,而不是评判他。只需要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而不是他这样做对不对。我们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受助者。”
她又提起另一件事。一位女士因打赏过低被网友抨击,羞愤自尽。
在大型网络上,千万双眼睛终日等著挑刺为乐,什么都会变成宣泄的靶子,好人好事尚且要吹毛求疵,更别提相对私人化的求助。而“守沪者”专注求助,没什么流量,恰好让人心无顾忌地表达了诉求。这是求助单多起来之后,她逐渐发现的额外价值。
有位名为小李的求助者因故被困在酒店里,很想就近回到父母家中,但居委不愿接受。
在水深火热的上海,这只是点微不足道的苦痛,忍一忍就过去了,机会应该留给那些疾病、临产、临考的人——他或许这样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上“守沪者”求助。志愿者便和他一起先后联系12345、街道、居委、110,终于梳理好政策、协调好证明,成功与家人团聚。
“只要需求是真实的,我们都会尽力去帮。”Clare说。在宏大的天灾之下,人们需要这些“狭隘”的体谅。
为何求助者不敢求助?因为只要有一句抱怨,就会有许多人站出来,向你轰炸各种更为悲惨的例子,批评你太过矫情。
为何帮人者不敢帮人?因为只要做一件好事,也会有许多人站出来,把你套进各种无比圣洁的模子,指责你不够完美。
人们只记得卑劣和高尚的行为,并不需要背后的原因。正是这种动机的忽略,滋生了无穷无尽的道德绑架。
因此,每一个求助事件都被认真地记录下来。它们既会出现在陈准完善平台体验的测试里,也会清楚写在今后志愿者们的贡献证书上。
“从开始到休眠,守沪者一共完成了三百余次求助。它们令我以另一种方式去记住上海这三个月。”
5月31日的深夜,万家灯火在黑夜中躁动;6月1日的凌晨,陈准停止了平台的发布功能。
当上海缓缓苏醒,“守沪者”也到了沉沉睡去的时候。
“守沪者诞生的第一天,我就在期待这不需要它的一天。”陈准的手指仍在代码间不断敲击。为了在激荡的心神中维持专注,他只挤出这样一句克制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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