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终结者”，果真如此吗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确，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几年。下面的一段话是李先生在2005年说的。这段话，就是他等了四五年之后才说的。

“周清海（教授）教导我华文已有30年之久，我每周与他会面一次。他下决心让他的孩子继续学习华文。我告诉他：‘你等著瞧，当他们达到A水准 时，他们就会开始阅读英文报，而不读华文报。’ 他不相信。我说，他们的功课太繁重，他们的课程都是英文，因此没有时间（兼顾华文）。如果他们得看报纸，英文报是那么简单，读起来快多了。最近我问他，孩子现在是否读华文报，他说他们很少读了。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他们每天要应付生活，但他们仍然拥有华文基础，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台湾、上海、广州或北京，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就会赶上。没有了那个基础，才是真正的麻烦，真正的损失。”

2011年，李先生又再一次说： “我三个孩子……上了高中，他们完全不看华文报了。因为功课实在忙，应付不了，没有办法再兼顾华文。 我告诉我的华文老师周清海教授这个情况，他不相信，执意要孩子接受百分之百的华文教育。我说， 你看着吧，他们到了高中就不会再看华文报。果真到了高中，他的孩子一个接一个都不看华文报了。

……人生就是这样，谁不同意我的看法，显然是人生阅历还不足。这个课题的争议只存在于那一代人，而且也止于那一代人，现在的情况怎样，大家都很明白了。”

这两段话，非常集中地表现了我们讨论问题时的气氛以及李先生对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基本看法。

我的三个孩子，现在都不看华文报了，他们给我电邮或者电话简讯，多数用英文，因为比较方便，他们也知道我看得懂。只有给妈妈的，才用中文，因为妈妈阅读英文不那么方便。我们给孩子的回邮，或者字条都用中文。这和我们最初的构想差距甚远，我原以为他们两种语言应该能够自由转换，结果却不是，他们的英语远远比他们的华语强，完全应了李先生的预测。但孩子们的华文基础非常好，和其他华语区人士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两个男孩，一个是学金融的， 另外一个是学经济的。日常的工作语言是英文，但到中国、台湾、香港出差、开会，华语完全没有问题。女儿是研究生命工程的，在中国、香港或者台湾参加研讨会，只能用英文发表论文，但能直接用华语回答提问，不需要任何翻译。女儿还曾经被参加研讨会的中国大专教学人士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移民新加坡的？现在，孩子们都当了父母，他们要求我们跟孙子只讲华语。

我和李先生相处，都是非常坦诚的。就是在这个坦诚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友谊。他对我的评语是“若以古典文学的文字来形容他，他堪称一位君子。”而且说“周清海教授是华文教学的先驱”。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先生担忧新加坡的华族家长会要求子女学习超乎他们能力的华文，因此华文教学必须经常调整。

（三）为了支持我所做的事，李先生还是愿意奔波

我一辈子从事华文研究与华文教学研究，一直关心下面的三个问题：一、新加坡的华文研究与华文的推广；二、在双语教育制度的框架下，怎样更好地做好华文教学的工作；三、培养华文人才，协助他们成长。这三方面，我都尽了绵力，也不时得到李先生充分的支持。

1989年12月26日，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主办“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我受当时担任会长的已故卢绍昌先生的委托， 邀请李先生出席主持开幕仪式。这是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要求。李先生一口就答应了，而且偕同夫人一起出席。

李先生当时是总理，工作非常繁忙。但在开幕的前一天黄昏，我们上完课之后，他亲自赴会场，看了会场的布置， 也试了扩音系统。可见他是如何重视这个开幕式。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而举办学术研讨会，我邀请李先生为主宾，主持研讨会开幕仪式。李先生马上就答应，并且说，主持开幕式过后，愿意拨出一些时间，让研讨会参加者提出问题。当天，国外来的参加者，虽然有人没礼貌地提出了一些作为客人所不应该提出的问题，诸如“南洋理工大学什么时候正名为南洋大学？”

等等 —— 属于新加坡人自己的问题，李先生还是客气地给予回答。提问者忘了，这是个学术研讨会，不是记者招待会。

由我倡议而成立的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如果没有李先生的积极支持，就没有教育部长的支持。大学校长亲自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孔子学院的牌匾，大学理事会通过拨款支持孔子学院的运作，都是在李先生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孔子学院的成立仪式，李先生也应我的邀请亲自主持。我之所以争取李先生的支持，是因为“我要让孔子学院能处在一个被重视的地位”。

我发起编撰的《全球华语词典》，定在2010年发布。中国的朋友托我请李先生当词典的荣誉顾问。我给李先生发了电邮，他也马上就答应，并且给我正式的回信，说“请在出版前让我知道还有谁接受了邀请”。后来我们更进一步邀请他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词典发布座谈会，他也答应了。李先生先到上海，主持世界博览会新加坡馆的开幕仪式后，专程赴北京，参加词典的座谈会，隔一天，再赴日本。李先生当时已经87岁高龄了，但是为了词典，为了支持我所做的事，他还是愿意奔波。

在出版座谈会上，李先生提议在《全球华语词典》的基础上，编撰《全球华语大词典》。他说：“现在的《全球华语词典》只收各地华语有差别的词汇，没有收共同的词汇。希望中国教育部和北京商务印书馆能在《全球华语词典》的基础上，编成《全球华语大词典》，将华语里共同的词汇都收进来。当这样的大词典出版时，就代表了全球华人的智慧，也表现了语言的和谐。”18他的提议，得到中国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把《全球华语大词典》列为中国国家重大的出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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