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加坡，收割一个时代

目前，新交所700多家上市企业中，来自大中华区的企业已经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市值的15%。近期涌入的中国企业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于美股退市风险走高，寻求其他平台避险、资金多样化的中概股；第二种是有意进军东南亚市场，看重新交所在东南亚地区和国际资金间的连接角色。

无论动机如何，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中国企业来到新加坡上市，大多是迫于选择有限；如今来到新加坡，这些企业更多是在国际化的发展中，主动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融资平台。

不过，就目前来看，去新加坡对于很多中国企业和投资人来说，还处于“考察”状态。李明达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在说“要去”“想去”，但真正来了的人并不多。

通过观察已经去新加坡的人和公司，或许可以帮助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们，更好地做出判断。

有人才但拒绝加班

无论是公司还是创投机构，要去新加坡，第一件事就是招人。

新加坡政府规定，外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必须要有一个新加坡籍的董事。在中国香港和开曼群岛，则没有类似的要求。

2018年，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在新加坡成立分公司，史军担任商汤亚太业务事业群总裁。史军是新加坡籍，2018年时，商汤还未上市，是科技创新型独角兽公司，也是新加坡政府非常欢迎的企业类型。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资源有限，但是有钱，希望能够战略性引进人才和技术。史军告诉《财经十一人》，新加坡提供了人才激励计划，如果外来企业招聘有新加坡绿卡的人才，部分人员成本由政府提供；如果招聘新加坡大学半工半读的博士生，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出。

另外，如果外来企业将区域性研发中心放在新加坡，还会有额外的退税，不只是针对企业退税，员工也能享受退税。此外，新加坡政府还会当“媒人”，介绍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交流合作。

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史军说，新加坡由于资源有限，“输不起”，所以会对每一家外来企业做严格、深度的尽职调查，确保这家企业是新加坡政府希望发展的优势行业里的优势企业。

新加坡在政策层面确实为中国公司提供了优惠政策和人才激励政策。但现实是，中国企业招人委实不容易。

加入商汤之前，史军在美国和日本的外企工作过十几年。他记得，十年前，亚洲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最喜欢加班，现在，这项“荣誉”属于中国人。但无论十年前还是现在，新加坡人的加班程度永远排最后一名。

新加坡本地人的工作习惯是，准点下班，下班以后工作手机关机，周末绝不加班。

对于许多中国公司来说，员工不能加班恐怕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需要快速高效开辟一个新市场之时。

邬润宇还记得，30多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新加坡的年轻人是愿意加班的，那时的新加坡也流行“奋斗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攀升，新加坡人更注重享受生活。

在新加坡，年轻人求婚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一起申请组屋吧”。组屋是新加坡的特色政策，20世纪60年代，李光耀提出要让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由政府出资，新加坡中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廉价的组屋居住。到2008年，超过85%的新加坡公民住进了政府建造的组屋。

新加坡年轻人没有沉重的经济负担，既有人均高收入，又不用担心高房价，还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家庭、教育保障体系。现下安好，他们没有加班的动力。

李明达所接触的、已经入驻新加坡的中国公司都在大力度招人。但进展不顺。

中国公司更偏向于招在新加坡本地的中国人，但新加坡政府有规定，外来企业的员工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新加坡人，希望以此来解决新加坡本地的失业率问题。

新加坡的人才培养优势其实非常明显。新加坡有两所顶级高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最新的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分别位于11位和12位。不仅如此，新加坡人申请常春藤大学或是考清华、北大都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

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美国研究机构波图兰研究所（Portulans Institute）联合发布的“2021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中，通过对国内环境、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保留等指标进行评估，新加坡在134个国家中位列第二，也是唯一跻身该榜单前十名的亚洲国家。对比之下，中国位列37名。

但新加坡培养的人才高度同质化。李明达说，新加坡的金融、管理方面的人才非常多，在新加坡创业的本地人中，大多是投行、咨询公司背景，但也仅限于此。如果落到实际业务拓展和技术研发上，新加坡则并没有明显的人才优势，更多核心人才是中国公司从国内带过去的。

营商环境与文化冲突

李文卓是前美团闪购业务的运营负责人，先后孵化了美团外卖和美团闪购。他第一次去新加坡，要追溯到2015年。当时中国已经历过共享单车大战，而在这里他感觉是“互联网的荒漠”。此后他逐渐对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烧钱补贴、跑马圈地式的扩张路数感到厌倦。随着新加坡的互联网公司慢慢多了起来，他预感下一个爆发的机会属于新加坡。

李文卓觉得新加坡值得一搏。2019年1月，他揣著一张旅游签证只身来到新加坡，给自己定下目标，尽快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开始创业。当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他想尽办法劝国内的朋友过来发展，都遭到拒绝——除了想过来享受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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