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新加坡就差点被骗50万，诈骗犯对我精神控制近一月

那几天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知道自己莫名牵涉进去的一起洗钱案竟然出了人命，心里的负罪感很重。那天结束通话后，我乘坐公交车时，看到旁边的一对母子，突然开始羡慕起他们的平淡生活，而我似乎已经不配做一个普通人了。

新加坡的公交车上，乘客佩戴着口罩。

但对于这笔高达10万新币的“保释金”，我犯了难。我告诉林伟，我没有这么多钱。对方问我，可否问父母借？可我按照“国家保密局”的保密要求，从未和父母提起过这件事。

林伟此时帮我想了一套话术，即我的公司要外派我出差，办理英法两国签证各需5万新币的存款证明。事情到这一步，我心里想的已经不是钱的问题——我背负着一条人命啊，而且那位阿姨一家这样可怜。

当我向父亲借钱时，他立刻起疑了，觉得这是诈骗。我把情况告诉林伟，他听到后，立刻放弃了父母这条线，建议我去找其他朋友寻求帮助。

但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才步入社会，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后来，我决定向男友求救，于是用备用手机给他打了电话——尽管林伟曾警告说，我的电话会被监听，但我没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备用手机。

在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男友后，他当即起了疑心，但他没有立刻劝我，因为我当时已经“中毒”太深。他用了一晚上时间找了各种资料发给我，包括中国驻新使馆发过的公文和过往媒体的报道。

次日早晨，我照例在8点前向林伟通报行踪。接着我开始查看资料，恍然大悟，原来这真的是一场诈骗！而我此前竟从未想过去查资料。

新加坡媒体报道的类似案件，此案中诈骗犯假冒“上海公安”骗走新加坡清洁工33万新币积蓄。

出门报警前，我给广州市的公安局打了电话，对方回复说，警方绝不会在线上做笔录，不会从线上传递公文，亦没有哪两国的警方可以通过内线转接。和真正的广州警察通话时，我突然想起来，为何林伟不说粤语、丝毫没有广东口音，反而带着一点台湾口音？

后来我去新加坡警局报警时，对方说，他们前几天接到一个类似报案，还说我非常幸运，距离被骗仅有一步之遥。正因为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男友，才幸免于难。“有很多受害人连自己最亲密的人都没说，只想默默解决这件事，结果把自己乃至全家的钱都搭了进去。”这位警察说。

新加坡也有反诈热线，那里的接线员告诉我，他接到不少受害人的举报，诈骗犯除了假冒广州公安，还有假冒上海和北京公安的情况。

确定是骗局后，那天下午我没再报备行踪给林伟，而是前往电信公司更换号码。他发现我脱离控制后，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我等到铃响结束，在下一个电话进来前迅速屏蔽了这个号码。但奇怪的是，号码被屏蔽后，他还能继续打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电话是一个虚拟号。我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愤怒和急迫，因为养了一个月的“大鱼”就这样溜走了。

就这样，事情总算告一段落。警察告诉我，这些诈骗犯大部分人不在新加坡，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但受害者众多，不仅有来新务工的外国人，也有不少留学生。他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尽可能多的人。

用恐惧和负罪感来操控我

我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今年1月，新加坡有一名76岁的冯姓女商人因类似套路被骗走140万新币。

那位女商人和丈夫经营贸易公司52年，本准备以此安度晚年。不料却遇到假冒中国公安的不法分子，她瞒着家人向对方透露了身家，结果钱被一笔笔转账，直到警方上门，家人才惊知真相。那位女商人遭遇的骗局也是从一个“卫生部”的电话开始的，只不过整个套路是英文版。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一名76岁女商人被骗走毕生公积金储蓄。

复盘整件事后，我认为对方属于集团性作案，且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诈骗“剧本”。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从小接受的是华文教育，又在中国留过学。当林伟向我提供所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保密机关的文件时，我竟然没发现明显的文本错误。

此外，这些诈骗犯非常擅长心理战。每天三次报备行踪，是为了确定我还在他们掌控之下。每次联络时，他们不给我任何思考空间，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得越多，他们暴露得就越快。

在我得知有“受害人”跳楼时，心里有过一丝疑虑。但我还没问出“为什么会这样”，对方就用大量信息“轰炸”我，说当天下午就会派警员来新加坡把我抓走，并安排最近的班机带我飞往广州接受调查。

这让我根本来不及思考，脑子里只剩下“要解决这件事”。我表示要请律师，林伟却说，我只能请他们委派的律师，并称此案主犯正是因为自己聘请了律师，结果律师擅自对外泄露了案情。

我所有的疑问、警惕，对方似乎都已经预设好。随着剧情的走向，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对我予以否定，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设定的剧情走。

这群人也会根据受害者的特征调整剧本。通过前期接触，他们先对我进行“人物画像”：每天报备行踪时，我会准时发送信息，对方便知道我是个很乖、很守法的人；我进入社会较晚，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对方便编出一个受害者跳楼的故事，并选择在我男友离开的次日凌晨通知我，就是为了利用负罪感让我精神崩溃。

另一方面，由于我入职还没到一个月，想给新老板留下好印象，所以从头到尾我都不敢告诉任何同事，只想自己解决。但其实在那段时间，我的上司和同事们都发现我郁郁寡欢，只是他们不好意思对我的私生活过问太多。

整个过程也并非滴水不漏。我记得那位所谓的“中国特警”来到我家送保密文件时的场景。那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性，打扮时髦，穿着粉色鞋子、紧身裤，打着遮阳伞，站在公寓下的垃圾箱旁等我。

要知道，新加坡年轻人大多喜欢穿素色的衣服，穿成这样的不多见，作为特警更是太过显眼。我以为特警应是身材结实的，那位女生却像个超模。我也想不明白她为何要站在垃圾箱旁边。后来才知道，垃圾箱是我们公寓楼的监控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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