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记新加坡原外交部长杨荣文二、三事

杨部长认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里，鼓励他接受。在颁授典礼中，潘受主张恢复“南洋大学”校名，可见他对南大感情的深厚。潘受的呼吁，获得东南亚华人社会热烈反响。

杨荣文感慨地回忆说：“当初南洋理工大学要颁发荣誉博士给潘受，他悲从中来，找到我对我泣诉‘我毕生奉献给南洋大学，我和南洋理工大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怎能接受南洋理工大学给我的荣誉博士呢？’当时我劝他说，历史自有答案，他问‘何时？’我回答，‘有些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强求。’

有些提倡南大复名的人，并不完全了解当时存在的其他考量，如果你急于求成，没有照顾到一些人的感受和顾虑，必然无法成事。我盼望南大复名有朝一日能够成功。

身为英校毕业生的杨荣文和南大并没有直接渊源，他纯粹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段过去。在他心目中，无论是南大、晚晴园，甚至是男人剪辫子、女人“脱”小鞋，废除多妻制、妇女地位的提高、现代教育的普及等等，都可以追溯到中国辛亥革命以来带来的种种变化。南大的出现也绝非偶然，也是辛亥革命以来整体社会变化重视现代教育的一部分。

杨荣文说：“ 只要在新加坡发生的，都可以视为本地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新加坡的历史，不可能抛开南大 。在我的倡议和支持下，一步步把南大牌坊、行政楼等地方列为文物。 但是这个过程相当长，因为历史毕竟存在许多支流，有时只有等待支流合并，人们放下内心的包袱，才能完成一些事情。”

当时，就连南洋理工大学怎么简称都引发一场争辩，有些人怕仍然用“南大”和老“南大”分不清，建议新大学简称改为“理大”。 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反对新大学简称改为“南大”，他们说，母亲已经死了，你何必旧事重提。

杨荣文说，经过一番讨论后，我们保住了新大学仍然用“南大”的简称。这时又有人得寸进尺，在校庆时进一步提出：学校全名改为“南洋大学”，又引发了另一场争辩，意见也统一不了，能否复名唯有以后再说了。

杨荣文认为， 南洋大学对新加坡的历史很重要 ，这是中国以外建立的第一所中文大学，你必须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它的创办是基于文化传承的决心，不但在华商和宗乡团体中引起共鸣，也得到许多老百姓如三轮车夫等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杨荣文说，当然，南洋大学是否复名，必定要经历一番争辩，不少人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反对。但我相信，最终南大能够获得复名，只是时间问题。

对家乡潮州感情深厚

对华文化一往情深

杨荣文对家乡潮州也感情深厚。 他说，我祖父1937年去世，我父亲回潮州奔丧。根据习俗，戴孝者要在百日内结婚，否则要守孝3年后才能结婚。于是21岁的父亲与18岁的母亲结婚。一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两人匆匆忙忙赶回南洋，这一走，一直等到41年后，1978年才回潮州。

杨荣文说，我父亲虽然也是英校生，但他对身为华人而深感骄傲。我母亲对家庭有强烈的责任感，经常给潮州家乡亲戚寄钱寄物，上世纪五十年代，家乡生活困难，我们经常给家乡寄东西，如手表食品等等，甚至把猪油藏在用过的煤油桶里寄回去，杨荣文小时候每个月都到中国银行，帮助妈妈汇钱。

那时看到银行里有很多宣传材料，每次我都拿回来一些收藏起来。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时，有一个双面封的纪念卡，我也把它拿回来留作纪念。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母亲在离别家乡多年后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看到双亲时跪倒在地。 母亲1991年去世后，杨荣文后来带着他的3个孩子多次回到潮州。 家乡的亲情让杨荣文从小就沉浸在浓浓的华族文化中。

对历史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你的思维就会变得很狭隘 ，也许会觉得生活在一个小地方，外面的一切都大的让你难以承受。

杨荣文说，新加坡华族的年轻一代，对中国近代史不是很清楚。我记得我在贸工部的时候，一些官员对中国一窍不通，山西和陕西分不清，湖南和湖北分不清，糟透了。因此我邀请一些教授来，每个月来给我们上一次中国历史的课，并且介绍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现在新加坡的官员对中国的认识都比较深入了，杨荣文说，我对历史有很浓烈的兴趣，对中国历史，在高中就感兴趣，后来到了剑桥后也看了很多历史书籍。我看问题总是把它放在历史长河中考量。

2011年，杨荣文淡出政坛后，他并不视为个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他带有一丝禅味地说：“坦白说，我有一点中国的道家思想，所以我倾向于自我脱离 。”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总结

杨荣文对华文化的情结，正是来源于对华文化的热爱、对家乡的深情，这种情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割不断的，时间越久，情意越深！

看到维护和发扬新加坡华文化的杨荣文部长，通心粉们有什么想法呢？

作者:田柏强，英文：Tian bai qiang，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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