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主播自嘲，“播重要新闻的时候观众还在搓麻将，那就是你的问题”

编者按：镜头前的新闻主播是专业的，但在镜头后，也有念错字、紧张的时候，本文作者曾是新加坡新闻主播，她带我们一起回忆，她刚刚做主播时的场景。

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回望加利谷山》一书。

·曾月丽 Chun Guek Lay

媒体人似乎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第一次 ，体会人生百味。

每一次的第一次，绝大多数与工作挂钩，为了采访拍摄录影的需要。电视面对大众，不提早落足心思筹备、演练、彩排，一有疏漏，不是出错挨批，就是悔恨不已。

1989年曾月丽初上主播台。

第一次坐上主播台，站在第三摄影棚的监控室，看着新闻编辑同事们急匆匆催稿插稿、送带子、喊Cue、切换镜头，自己手心也在冒汗，但那份紧张却仍是旁观者的感觉。

直到新闻主管韩澄元通知，已排好日期让我进摄影棚播报8点晚间新闻时，听罢呼出一口气，心里一阵喜，继而一阵忧。真的要出镜了？真的要开始面对观众了？真的准备好了吗？这一串的疑问，使我犹豫了好几天，鼓起勇气告诉韩主管：请挪后一个星期。

上山

上加利谷山的路蜿蜒，初来者都要摸索哪条山路最短最好走，最可能遇见相熟的同事，随机搭一趟顺风车或结伴上山。

初入行的日子，如上山拜师学艺，师父曾非敏一周数天给我上课练习播报新闻。他是前辈级的新闻播报员，镜头前的他一派严肃，私底下却爱说笑话，举例论证：

“几个人在搓麻将，一听到重要新闻时，都不禁停下手、竖起耳朵听。好的新闻播报员就是要让听众倾耳听，如果你播报的是条重要的新闻，而听众照旧搓麻将，无动于衷，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非敏前辈说，播报新闻语调要庄重，每个字音清晰准确，但却非照本宣读。 对于没有受过播音训练的我，播报电台新闻立即成为我的第一战场。几个月的培训期间下午3点和4点的简要新闻，大部分由我承包了。时间一到，抱着新闻稿从电视大厦三楼快步走到电台大楼底层的播音室隔间，坐下后，先跟值班的播音员“Check Mic”，等时针走到正点时，就开腔亮嗓。

三几分钟的简要新闻，除了广大的听众之外，非敏老师经常也在“监听”。有一回，我把都是第三声的“卡达“念成“ka3 ta2 er3”，新闻播报完了，老师指正，这三个第三声连在一起，变调应该念“ka2 ta2 er3”。

播音前辈这么告诫：一个字或词念错了，自己却浑然不知或来不及纠正，隔空留下的错误就会变成印象，以讹传讹。若非非敏老师的指导，若非电台新闻的考验，我的电视人生很可能磕磕碰碰，主播台还没坐稳就已被人批得体无完肤，早早退场了。

上场

第一次在8点电视新闻档亮相是个星期六晚上，韩主管说，周末观众大多出外，较少人留在家中看电视，批评的人也会少一些。韩先生确实有见地，低调出镜比起高调出场安全多了，存活率也会高一些。

当晚无惊无险，平稳过关，我也就那样活下去了，此后便周而复始，日夜轮转，与第三摄影棚难分难舍，结下半生缘。

早期四个语文组都在第三摄影棚直播新闻，这里可谓新闻主播的诞生地。从新到旧，从稚嫩到资深，每个主播的青春岁月、风华正茂都曾在此驻留。

这儿也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说不完的新闻如子弹飞射，穿越一个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波斯湾战争、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亚洲金融危机、安华遭马哈迪撤职、苏哈多倒台等等，皆是过眼云烟。

进出全台使用率最高的第三摄影棚，都得推开一道厚重无比的铁门，听说有怀孕的女主播怕动了胎气，出入时总要有人代劳。

除了铁门，从二楼监控室到楼下摄影棚之间的一道螺旋梯也潜伏危机。下梯阶时，我总是担心一脚踩空跌下，手中的新闻稿散落满地，新闻出不了街。虽然现实中不曾发生失足的事儿，梦里却出现好几回，潜意识里的不安多年以后仍然抹不去。

90年代施宏洲、曾月丽搭档播报新闻。

初期，摄影棚里并不安静，直播现场还有两位操作员掌镜，推著笨重的摄影机，对焦念稿的我们。一边翻稿念稿，一边时不时有编辑或助导推门进来，把手抄稿或打印稿交到我们手中。稿子一份浅红、一份浅蓝，都写着号码和英文字母V1或V2，让两位播报员知道新闻稿的顺序、谁念哪份稿，这样才不会念错稿。

大部分的新闻稿都是现场播读，已经录好音的新闻片大约六、七则。由于读稿量大，若中气不足、调气不顺，半小时的新闻不见得容易挨过。

后来摄像机进入无人操作，读稿全面电脑化，双人播报变成单人担纲，摄影棚里只听到自己读稿的一把声音，还有耳机里传来的新闻片声响以及导播断断续续的口令，新闻编辑也很少下来打扰了。瞬间感觉孑然一身，寂寞非常。

入行时的身份不叫主播，而是“新闻评述员”，除了播报电台电视新闻，还得出外采访拍摄、写稿剪辑新闻片。虽然已当了几年的报馆记者，但电视作业与报纸新闻属性不同，报纸要细节，电视要重点，一个要多，一个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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