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光耀，第一次大脑一片空白，还有一次差点丢了性命

编者按：采访重要人物时脑袋一片空白，无疑是记者的噩梦了，本文的作者就亲身经历过。 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回望加利谷山》一书。

·李金殿 Lee Kim Tian

我们常听人家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这句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对那些怕听到坏消息的人来说，没消息的确是好消息。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靠新闻为生的人来说，没消息才不是好消息。

还好，新闻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是早餐的一部分。因此，新闻让我在过去35年里勇往直前。我一开始是“新加坡广播电台”的记者，最后成为“新加坡广播局电台”新闻的副总裁。我至今还记得我在1960年初当记者的心情，那时很兴奋也有点心虚。

一个记者的噩梦

我怕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的担忧在接到第一个重要任务时一扫而空，那是派我出席时任李光耀总理访问砂拉越后归来的记者会。在面对这个艰巨任务之前， 我给自己添加了点信心：反正我会速记，会速记在当年就相等于拥有一个录音机，我能记录下发言人所说的每一个字，因此，有什么好怕的。但是李总理不是一般的人。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他，当我在巴耶利峇机场的贵宾室里见到他时， 不知怎么的我莫名其妙地僵住了。

李总理的记者会是关于他此行出访砂拉越的收获。我在记事簿上用速记记录他说的话。不过老实说，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个人的气场太强大了。我回到新闻室，刚好那天是一个最令人讨厌的编辑值班，他的傲慢在我们的机构里早就臭名昭著。果然，我还没坐下来，他就要我给他李总理记者会的报导。

我看着我的速记簿，无法写出一个字。更糟的是，我根本不记得记者会上说了些什么。我的编辑不耐烦了，开始在同事面前对我发飙。这一来我更紧张了，我感觉世界末日到了。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告诉他，我写不出报导。这句话足以让他暴跳如雷，他骂我没用，不适合当记者。他问我当天在机场的《海峡时报》记者是哪一位，我告诉他是Andrew Fang。他马上给Andrew 打电话，而Andrew 很大方的把报导给了我的编辑， 因而救了我一命。但是这无法挽救我的自尊、我的羞愧和我受到的羞辱。这时候我最该做的事是辞职，我想我的编辑或许是对的，我不是当记者的料。

1961年9月21日新闻发布会上李金殿（右二）和Andrew Fang（右一）一起采访新闻。

隔天，我把辞职信交给总编辑李微臣（Lee Vei-chen）先生，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解释了我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李先生毫不犹豫地把我的辞职信撕了丢进垃圾桶。李总编叫我回去工作，他说我还新，本来就不应该给我那样的任务。他说他会告诉采访主任。我职业生涯中那可怕的一幕终于结束了。采访主任 K R S Vas 后来成为我的导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跟上李总理的步伐

我再次见到李总理，是1963年报导他每周的选区巡访。这一次我对他的恐惧消失了，不过我对他的仰慕和尊敬依然。当时也碰到一些小问题。我跟加利谷山总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于乡村地区不容易找到公共电话，我的报导无法及时传给编辑。时间一延误，报导的时效性就降低了。

1960年代，李金殿（右二）出席时任总理李光耀（左四） 在总统府举办的一个选区巡访慰劳会。

李总理的工作更艰巨，他得向人民解释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重要性，并说服他们。他在每一个选区的每一站都发表演讲，不但用英语，也用华语、马来语和福建话发表演说。总理还要面对无常的天气，有时天气真的很不合作。在其中一次访问选区时，他碰见反马来西亚的支持者尝试阻挠他的出访，还发生了些小冲突。不过， 最后事件平息，总理继续他的行程。虽然遇到一些反马来西亚者的抗议，新加坡人民最后在全民公投中选择加入马来西亚。

1962年1月时任总理李光耀（左一）主持的《争取合并的斗争》新书发布会，左四为李金殿。

动荡的年代

1963年9月16日新马合并之后，动乱开始酝酿。1964年7月和9月发生了两次华族和马来族之间的暴乱。我清楚的记得第二次，因为那一次我差一点丢命。

那天早上，公司汽车来到我芽笼的家接我去加利谷山上班，以便准备7点新闻。那时已经实施戒严令。我们的车接近加冷桥的时候，被一队来自吉隆坡的军人拦住，他们在暴乱期间被派在重要地点站岗。

广播电视台新闻室的同事忙于准备新闻报道。

一个军人问我为什么违反戒严令，他一边说一边用来福枪指着我。我向他解释我是个记者正要去新加坡广播电台上班，他打断我的话，威胁说如果我继续辩解他就会开枪。愚蠢如我当时用马来语说：开枪呀，我不害怕！他还来不及反应，另一个军人来了，他叫那个拿枪的军人带我去他们的办公室。我们进入办公室时，里面的长官正在睡觉。我向他解释我为什么在戒严时候出来，我给他看我的记者证。他满意我的回答，并叫下属让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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