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光耀，第一次大脑一片空白，还有一次差点丢了性命

现在回想，我很庆幸自己还活着，万一那个士兵跟我一样浮躁并决定开枪呢？那次事件之后，我决定不应在戒严时间内往返公司和住家。我最好留在新闻室过夜以便准备第二天早上的新闻，同时随时为听众提供暴乱的最新消息。

奇遇室友

由于我那时是临时员工，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我的师兄们可以在家里舒服地睡觉，我得在没有床垫，没有枕头和被子的情况下在新闻室的桌子上睡觉。

这时，马来西亚的军队在重要地点站岗，我们自己的军队则在阿峇士少校的领导下，保卫我们的电台。他也得在新闻室睡觉。阴差阳错，我们成了室友，阿峇士后来成为国会议员。

李总理打来的可怕的电话

早期在电台，许多编辑不喜欢编写傍晚7点的新闻。有时候，7点新闻一过，李光耀夫人就会打电话来，她会叫值班的编辑跟李光耀说话。那时，看李总理的心情如何，编辑或许会接到李总理温和的告诫，或对错误或哪则新闻没抓到重点而被责骂。李总理也会提醒值班编辑，他会收听下一段新闻，看看错误有没有纠正。

唯一能够反驳总理的是总编辑李微臣。有一回李先生接到李总理的电话，是关于我们的新闻里的错误。当李总理重复解释时，李先生打断他的话叫他说重点，并放下电话。当时我想，哇， 李先生真够胆！李先生后来也没事。

新加坡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右一）和时任新闻总编辑李微臣在新加坡广播电台新闻室。

新闻必须正确

李总理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新闻媒体的威力和影响力。除了打电话给广播局的新闻编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也关注新加坡的报章。他要确保整体媒体在正确的轨道上。

李总理不时会召集我们去他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跟他交谈，报章从业员也在受邀之列。交谈会更像一个对我们的短处和不够敏感的一种斥责。回想起来，这是要敲醒我们。后来李总理搬到总统府上班，交谈会就停办了。

出国采访

在任期间，李总理常常出国访问。我很荣幸有好几次被派，成为他的随行记者。这些出访让我更了解像李总理这样的领袖为什么需要出国访问。那不是度假而是为了新加坡的长远利益，促进与他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我曾随同李总理出访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以及在加拿大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1979年出访日本那次印象深刻，那时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这两件事都和当时的教育部长陈庆炎博士有关。

李金殿于1987年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 新闻中心编写新闻。

除了报导，我也要兼任摄影记者。出发前几天，我拿到一个专业相机，也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我从没见过这种相机，更不用说使用它。我拍的相片会给本地报章用，很有挑战性。如果我拍出来的相片没有影像或影像模糊怎么办？总理的新闻秘书傅超贤先生后来告诉我，说我做得好。

1987年10月13-17日新加坡新闻采访团队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出席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排左二为李金殿。

在天气不好时操作相机不容易。我一手要拿相机，一手要拿雨伞为它遮雨，陈庆炎博士看见了我的窘态。有一个下雨天，我照相时陈博士竟为我撑伞，他拿着伞跟着我到处去。让一位部长当我的助理摄像师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不过，一切都顺利进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部长的好意。

没有声音？

在出访日本时，我跟陈博士做了一段访谈。我以为工作进行顺利，直到我的摄影师小声地跟我说他没录到声音，我一听到就愣住了。陈博士察觉到了，就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他出了问题并以为他会责怪我们。出乎意料的他说没关系，我们再录一次。这句话像音乐似的温暖人心，第二次录音顺利完成。

一次疏忽

吴作栋总理是另一位宽容的领导。在一次大选的群众大会后，我在剪辑时不小心把他的同一段话播了两次。吴作栋那时已经接过李光耀的棒子成为总理，他发现了，传了个简讯给我们，不是告诫而是鼓励。他了解我们在时间紧迫和巨大的压力下工作，他说，冷静处事并放轻松点。

这次事件其实应该可以避免，如果我的剪辑助理及时发现，而我也没有因一时失神而疏忽。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过失而我也认为那是我的责任。在新加坡广播局的时期，我报导过八次全国大选，唯独这一次，我不想留在记忆里。

热闹喧嚣的全国大选

报导大选跟报导李总理的选区访问是两回事，后者是每周一次，前者是9天的艰苦奋斗。两者之间的难易程度也有别。在选区访问时，焦点是一个人，而他的目的是说服新加坡人加入马来西亚。在大选中，政府和反对党候选人把敏感和针对性问题都翻出来讲，困难在于找寻一个平衡，而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在偏袒某一方。大部分的群众大会在晚上举行，一开就是几个小时。这意味着我们会让记者早些退场以便赶上新闻截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漏新闻是难免的。除了这个弊端，我觉得报导大选的群众大会最有趣也很刺激，周围的喧嚣和呐喊足以让我的肾上腺素上升好几级。这些在2020年的大选都没出现，虽然我并没有参与其中， 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大选时各政党的竞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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