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与“落叶生根”：21世纪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溯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2年9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蔡志祥受邀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进行线上讲座，讲座围绕21世纪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溯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参与座谈。该讲座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贺喜教授主持。

蔡教授以方言和籍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武吉布朗山运动三个例子来展开在新加坡的“根”与“源”的问题。首先，他以方言和籍贯的例子切入，指出2022年新加坡政府改革出生证登记内容，废除了父母出生地及籍贯等五项资料的登记，在新加坡这个多种族的国家中，这项政策唯独引起了华人社会的剧烈反响。由此蔡教授指出可以探究一些问题：即“根”的问题。华人对出生地、籍贯的关注使新加坡政府了解到“籍贯是辨识身份认同和文化根源的重要方式，也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所以必须守护”。政府在反对声音下，不到三个月就撤销这个决定。但新加坡政府和华人社会对“籍贯”的认识存在不同。蔡教授注意到政府要取消的出生证上的栏目是“Dialect Group”，直译之下即“方言群”。然而，中文舆论报道时直接将方言群等同于籍贯。但方言群是否等于籍贯呢？他由此追问，“根”又是否等于方言？方言和籍贯是否一样？父母出生地和祖先来源地是否一样？蔡教授谈到，对于新加坡华人来说，他们对于在出生证上取消籍贯栏目的强烈反应，折射出其对于“落叶归根”和“落叶生根”的意识，也引起他对华人群体追溯“根”与“源”过程的探讨。

新加坡

根据新加坡政府的人口调查，华人在新加坡总人口中长期占据70%以上。同时，在2020年的人口调查中，政府通过所谓的方言群（Dialect Group）的分类方式，将华人族群的人口分为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福州、上海等群体。蔡教授指出这一政府定义的华人族群的分类方式随着时代发展在变化：在20世纪以前，新加坡政府通过出生地与华人出口港来进行定义；20世纪以后，（华人居民）可通过申报的方式进行登记，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于籍贯的自我认知。蔡教授借此分享了自己为女儿登记出生的过程，他因自己讲广府话所以登记女儿的“Dialect Group”为Cantonese（广府）；但在他首次申请“回乡证”（也就是现在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前身）时，职员询问到父母说什么话时，在听到潮州话的回答之后，职员就在证件上登记他的籍贯为汕头；最后，他的母亲却告知“什么是汕头，我们是澄海人”。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潮州这个标签之下，也存在着不同方言区以及籍贯的认知；在不同的场景下，对方言和籍贯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在同一“方言”下，也可以是相互沟通困难的。如同样在潮州方言区的潮阳、普宁、潮州之间；或同样在广府方言区的香港新界的围头话以及四邑话，都是难以相通。所以蔡教授认为，怎样理解方言与籍贯，正如我们怎样理解原乡一样，清晰却又模糊。因为这与“谁”来说话有关。

第二个例子，蔡教授讨论了新加坡政府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对社会认同产生的影响，非遗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可以用作从地域社会到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认知的工具。新加坡在2018年才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的公约国，2019年申请并在翌年通过“小贩文化”成为其第一个世界非遗项目。新加坡的非遗是由国家文物局负责，将新加坡的非遗项目分为六类：（1）社会实践、仪式与节庆活动、（2）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3）口头传承与表达方式、（4）传统工艺、（5）饮食文化遗产、（6）表演艺术。至今新加坡共有101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出现最多的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日一类，占将近一半的数目。其中，和华人直接有关的非遗项目共有34项。此外，也有一些包括华人的跨种族项目，上述的“小贩文化”就是其中一项。在华人的34项非遗项目中，有7项是华人的节日，另有13项是和华人节日相关或在节日时会出现的项目。2022年国家文物局在准备第二次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选出10个候选项目。蔡教授说这些候选项目和小贩文化一样，强调彰显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以及维持种族和宗教间的平衡与和谐的主旨。

新加坡小贩摊位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中，对于目标项目的“保护”（Safegauarding）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遗的生命力，这一过程包括确认（Identification）、立档（Documentation）、研究（Research）、保存（Preservation）、保护（Protection）、宣传（Promotion）、弘扬与传承（Enhancement and Transmission）、振兴（Revitalization）。基于此定义，对非遗的“保护”，蔡教授特别提出我们需要探究保护的传统是什么？是哪一时代、哪一地方的传统？在新加坡保护非遗的脉络中，其要保护的是新加坡国家的？华人整体的？是某一方言群的？还是特别的群体的文化遗产？例如，在谈到如“出花园”这类潮州人的文化传统时，蔡教授指出我们忘记了一些内部差异。对此，蔡教授又列举了香港中秋节舞火龙的非遗项目，其中的子项目有大坑和薄扶林村两个社区的舞火龙。而在新加坡的非遗项目的设计中，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子项目的考量。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新加坡的非遗项目应该是“跨族群的”或是属于“四大族群之一”的这两个大类别，并没有更为深入地细分方言群和不同的地域社区。新加坡当局明白有些文化传统并非源自新加坡，也并非新加坡独有。新加坡政府的非遗部门强调非遗是人群的产物，是流动的、活动的和时常变化著的，因此需要保护的是非遗在新加坡独特的表现和实践方式。新加坡的非遗保护是一个更加倾向于同一族群的传统的标准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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