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新加坡人不能进中国！但拍摄手艺赐给我了一张“通行证”

1964年作者跟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带领的马来西亚代表团访问非洲。

我记得曾经跟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进行长时间的海外出访。1964年，在印度尼西亚对抗的背景下，“马来西亚非洲访问团”之行， 旨在阐明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并寻求非洲国家在外交上的支持。我们1月20日搭乘瑞士 Be- lair 航空公司包机从新加坡出发，访问非洲37 天。我们访问了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亚、乌干达、喀坦噶尼喀和马达加斯加。我们还去了印度、缅甸、泰国和吉隆坡。

1965年新马分家。我们不得不再次去非洲，说明为什么我们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这次，我们在1965年9月4日直接去了纽约，申请加入联合国，然后又去了伦敦。这趟的外交出访，我们打着新加坡代表团的旗帜，一切行动自主而且团员全是新加坡人。第一次出访团的团员则有来自马来西亚联邦的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的代表。在第二次出访时， 新加坡的“联合国代表团”由时任副总理的杜进才博士率领，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先生也是团员之一。我是此行唯一的随行摄影师，除了负责拍摄影片也兼顾拍照。第一次出访非洲的随团记者是我台的资深记者余文利（Ee Boon Lee）。第二次的非洲之行，主编S T Keong 也是随团记者。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记者团随时任副总理杜进才博士（中）参观柬埔寨博物院。后排右一是作者。

在执行海外任务时，我们必须将已拍摄好的胶卷空运回新加坡。那时候还没有卫星连结。电视台在两、三天后才收到影片，之后素材才剪入新闻片以便播出。

另一个有趣的任务是报道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我们必须去马来西亚拍摄选举活动。好几组摄制队得穿梭在不同的州和城镇之间报道群众大会。如果晚间群众大会是在面积很大的空旷地区举行，我们就会碰到照明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照明设备不足。回到新加坡，报道选举活动的挑战性就比较少了，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安排到足够的摄影配备。

在众多海外出访任务里，最让我有满足感的是1976年5月10日跟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中国的13天正式访问。我们到了北京、山西阳泉市的大寨、西安、延安、上海、无锡、桂林和广州。那时新加坡旅客还不能去中国旅游，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海外培训

1973年7月，我在伦敦的维斯新闻社（Visnews）、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视台（ITV）的新闻部接受为期三个月从黑白电视转换成彩色电视的课程。1977年3月1日至5月25日我也远赴西德柏林的Sender Fries 参加“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影机和照明课程”。

作者1973年到英国接受训练时在伦敦Visnews大楼外留影。

我在1980年国庆日颁奖典礼上获颁效率奖章（fte Efficiency Medal）。

时任总理李光耀（前排左十）与当时的中国主席华国锋（前排左十一）在人大民会堂合影。

新加坡代表团在山西大寨受到热烈欢迎。

作者摄于西安秦始皇陵。

作者在毛泽东延安故居留影。

作者在当年的广州白云机场留影。

作者摄于当年的上海虹桥机场。

1976年时任总理李光耀率领新加坡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作者是随团摄影员。

新加坡广播局与分权制

在1980年代，摄像和录音组有了一些重大发展。当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更名为新加坡广播局后，随之而来的是设施和人力扩充。我的组从最初的五名员工增加到100多人，包括摄像师、录音师、灯光师、电工、摄像助手和驾驶员。公司里每个部门都在扩展，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多、更好。结果，我的组被分成几个独立的小组—— 新闻组、时事组、综艺节目组和华语戏剧组。每组都有自己的摄像设备、摄制队和主管。我在1994年被委派掌管华语戏剧组的拍摄和器材设备。

随着时间的推进，摄像机的技术也有了进步，胶卷摄影机和重型摄影机被较轻便的录像带摄像机和录像机所取代。新广购买了许多Sony Beta 摄像机。有人告诉我新加坡广播局是仅次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最大买家。这样的摄像机为我们 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好的质量。此外，录像带更轻，更便于携带。录好的影像素材可以在现场预览和剪辑。视频剪辑与后期制作部可以轻松完成后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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