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本地年轻国人中,工艺教育学院毕业生的薪资远低于大学毕业生。(海峡时报)
作者 李国豪
一项研究指出,21岁至38岁国人当中,有大学文凭或更高学历者的薪资,足足比工艺教育学院以及中学或更低学历者多了一倍有余。
这项由国大国立大学社会服务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期间,共访问了1905名自年龄介于21岁至38岁的公民。
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数据:
大学文凭或以上者的月薪中位数为4200新元;
持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者的月薪中位数为2600新元;
工教院、中学或更低学历者为2000新元。
大学文凭或以上者的月入中位数比持有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者多了62%。
大学文凭或以上者的月入中位数更是工教院、中学或更低学历者的两倍有余。
差距可谓不小,领导这项研究的国大社工系副教授吴瑜虹因此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
“新加坡非常重视一纸文凭。”
本地三成多人口持有大学或更高学历
然而,根据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我国25岁以上居民当中,33%为持有大学文凭或更高学历者。
换言之,至少六成国人的学历是在大学以下。
2017年,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曾透露,由于我国教育体系必须与经济结构一致,因此每个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最好能控制在30至40%左右,其余者则参与各行各业的技职训练。
从经济结构健全角度来看,这无可厚非,一个发达经济体应当理论与实践并行。
正因如此,在预期本地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不会超过四成门槛后,较低学历者与大学学历者的收入差距如何缩小,已成为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课题。
政策层面,扶助低薪员工的渐进式薪金模式,以及当局推行的各项技能提升计划,如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SkillsFuture Credit)以及“新心相连”(SGUnited)技能提升计划等,都是试图拉近收入差距的努力。
但社会的观念,是接下来必须因应的挑战。
本地蓝领工作者和白领工作者的收入差距不小。(海峡时报)
近年来,政府和学界显然已意识到本地社会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是收入不均问题的原因之一。
王乙康2017年曾说,新加坡下来五年面对的最大教育挑战,是要改变“死死一定要上大学”的心态。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年10月也曾表示,工教院与理工学院和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差距令人担忧,且薪资差距还在他们的一生中持续扩大,是因为新加坡仍过度看重认知能力,即被视为靠脑力的工作(head work)。
他说,在本地,从事其他形式工作的人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例如需要手艺(hands-on work)的技术工作,或需要心件工作(heart work)的服务业和社区关怀职务。
“我们应该尊重那些用双手、用心劳动的人们,给予他们和其他发展道路者一样的地位。”
黄循财对大学毕业生和其他学历者的收入差距表示担忧。(通讯及新闻部)
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去年7月也曾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场讲座中触及这项课题。
他指出,和其他国家相比,本地许多技术蓝领工作的工资相对低于全国薪资中位数,是造成国人收入不均的原因。
例如在新加坡,木匠和电工的收入仅是全国收入中位数的50至55%,相较之下,澳洲、美国和英国则是100%甚至更高。
“在新加坡,这些工作的待遇并不好,也不被视为是有前景的行业。体力活在社会上被污名化,而且常依靠低薪外籍员工去从事这些行业。”
孟文能更建议我国应弃用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这组词汇,或至少将开头的P(专业人士)给去除,因为这个P暗示著技术活并不属于专业。
他也强调,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拥有不同技术的分流,以及各种通往成功的道路,因此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以成为PMET作为目标的观念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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