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文能质疑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想成为PMET的观念是否适切。(联合早报)
从上述几位政府高官的发言来看,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除了采取相关政策,改变社会思维,也是拉近收入差距的必经之路,而且是“人人有责”。
其中最难的恐怕是这一道灵魂拷问:
如果要提高技术工作者的薪资,你是否愿意为此付出更多(钱)?
对蓝领职业者的重视,除了对其社会地位的尊重,还必须包含国人作为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服务及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从实际面认受技职人员的工作及贡献。
诚如黄循财针对此课题所言: “我们所有人也必须做好我们的本分,愿意为来自各行各业工友们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付出更高的价格。”
以制造水平闻名于世的德国为例,该国技术工作者的薪资水平之所以能与所谓的脑力工作者平起平坐,除了完善的技职教育体系,社会上对技术工作者的敬重亦是。
在日本,在特定领域拥有技术的熟练工匠则被称为“职人”,他们可以是石工、木工、雕刻师或是料理师傅等,社会地位极其崇高,职人也以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豪。
德国以其完善技职体系和一丝不苟的制造水平闻名于世。(德国之声)
无论德国的“匠人”或日本的“职人”精神,皆不是依靠一纸大学文凭在社会上立足。
在精神层面,技术工作让他们有成就感,在社会上享有尊严,现实面,也有不错的收入过上和“白领”工作者一样的中产阶级生活。
这在大学毕业生薪资水平依旧远远抛离其他较低学历者的新加坡,短时间内难以想像。
假以时日,新加坡社会若能逐渐摒弃文凭至上主义,社会能真正同等珍视技术工作和学术成就的价值,甚至跨过最难的那道坎,国人愿意为产品服务付出更高价格,以犒赏技术工作者的贡献,相信非大学毕业生与大学文凭及更高学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自然有望进一步拉近,甚至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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