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起战后新加坡广播界的半边天，李光耀都惋惜她的离开

以下的回忆听起来可能像一则童话，但是它却是个真实的故事。

新加坡“广播夫人”黄李淑珍

影像画面取自亚洲新闻台的一个节目

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第一次轰炸新加坡的3年之后，也就是日本人侵占新加坡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听说马尼拉被联军摧毁。道格拉斯麦阿德将军的军队经过多场浴血战役，把日军驱赶到菲律宾北部的冲绳群岛。在缅甸前线亦然，联军一步步把日军逼退。这一年是1945年。

1945年初，我们听说新加坡也会被联军收复。有传言说，联军将会于9月9日在波德申港登陆。联军击败纳粹解放欧洲的最关键的一场诺曼底战役发生在6月6 日，因此，本地人相信有重叠数字的日期，预示着什么，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

日据时期的艰难岁月

那时我们一家，我的父母和我，住在后港六英里的林亚平路。我那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我已经在一家有名的日本贸易公司“三井物产会社”担任书记，管理糖盐部门的9个理货员。战争时期，糖和盐都是稀有物资。我有一位特别好的老板，名叫西村（Nishimura）。我挺喜欢我的工作，但这段日子不长。

1945年初，我父亲担心联军打回来时可能会摧毁新加坡，因此决定搬到柔佛州和彭亨州交界处一个叫兴楼的新村。这个新村当时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新昭南” 或“新新加坡”，对象是华族社群。至于欧亚裔和天主教社群，则可以前往森美兰州马口的新村。

黄李淑珍在摄影棚与时任国防部兼卫生部长吴作栋先生交谈

因此，1945年3月15日我们举家搬去兴楼。我们租了一辆小罗厘，上面堆满了我们的大件家具：床架，脚踏车，缝纫机，厨房用具等等。一路上走的是没有铺上沥青的泥石路。虽然只有125英里之遥，车却开了一天，到下午4点才抵达。我们搬到那里是为了寻求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被带到当地的行政办公室，然后去到分配给我们的那一小块地。每一户移民都会被分配到一块耕地，一边有一间小亚答棚。看到这片地的第一眼，我们马上说：谢谢你，请把这块地给别人吧。那是一片布满灌木丛的沼泽地，中间还横著一支大树干，我们还听到一些怪声音。我们离开，然后在通往兴楼的路上，买了一栋用木板和亚答建成的联排屋子。

为生存当鱼贩

为了维持生计，我成了鱼贩，而且还做得不错。我那时能从一只大𫚉鱼（俗称魔鬼鱼）的身上，准确地切出一斤鱼肉片。我们那时用的是华人的大秤，以斤两计算，不是如今用磅秤以公斤或公克计算。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初见那时7、8岁的李淑珍，她跟着她的爸爸到巴刹买菜。

1986年8月黄李淑珍欢迎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先生莅临新加坡广播局，

最右边是时任广播局主席杨邦孝。

李淑珍的父亲李先生是个海峡华人，他说马来语和英语比他说华语流利，这对我来说特别方便。我的顾客多数是说英语的，我和李先生相处得极好，他也是常常光顾我的鱼摊的其中一位顾客。我与已故黄李淑珍的友谊从这里便开始了。

每天上午大约10点钟，我卖完了鱼之后，就会带两条大鱼回家给我母亲，我也卖二手衣物（大部分是头巾），蔬菜，家禽，小鲨鱼和小乌龟。

1984年黄李淑珍（前左二）与电台第4广播网的同事们欢庆屠妖节

我的顾客是那些清晨把鱼批发给我的渔夫，由于我会说马来语，可以很好地融入他们的社区。事实上当战争结束时，那个村的领头人希望我在兴楼留下来跟他的女儿结婚，以后成为当地的村长。

战争结束 回返家园

随着联军在1945年8月6日在广岛，以及在8月8日在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人终于在1945年9月2日投降了。我们在9月15日回到新加坡，算起来在兴楼住了整整6个月。回来后李先生跟我一直保持联系，我还记得他在实龙岗的家有个大园子， 里面有好几棵红毛丹树，李先生常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收成。

重逢

后来，我们搬家搬了好几次，以至跟李先生失去联络，直到1956年下半年，淑珍和我在莱佛士书院成为同学时再次相见。这其中的原因是，战争一结束我们都各自回学校上课，她去了莱佛士女子学校，我则去了莱佛士书院。当然，我比她大很多岁。我在1946年就参加了剑桥O水准考试，她还在中学时我已经当教师了。不过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人生道路又一次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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