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加坡是个既没有天然资源、又没有经济腹地的岛国, 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这个小岛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可以说是个奇迹。
一谈到新加坡,人们就会想起李光耀,不少人甚至会称新加坡是“李光耀的新加坡”。李先生主政新加坡50多年, 于2015年在国会议员任上去世,从政时间之长是世界政坛上少见的。他的去世使人们再次关注这样一些问题: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其它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新加坡模式”在后李光耀时期的前景又是什么?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
李光耀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人有不同的答案。保守政治家看到的是威权制度的成功,国企老总看到的是国有企业的高效率,政府官员看到的则是高薪养廉。大家各取所需,都贴上“新加坡经验”的标签。其实,这些所谓的“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经不起推敲。
首先,威权政治在新加坡只是一种过渡,并不成为一个稳定的制度。建国初期,新加坡政府无疑是一个强势政府。李光耀强调政府对百姓要有威慑作用,连小学生都要被灌输尊重当权者的观念。但是,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毕竟是个实行普选制的法制社会。
在选举制度下,政府的政绩每隔五年都要经过选民的一次检收。“市长”当得好不好,不是省长或其他什么高层官员说了算,而是选民说了算。民意的监督通过民主制度起作用。况且,“市长”也不能指望被晋升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当省长。长期执政的预期避免了短期行为,使领导人的事业、前途与国家治理的成效紧密联系起来,因而拥有很强的涵盖利益 (Encompassing Interest) 。
执政党虽然是“一党独大”,长时期不存在被取代的威胁,但对于每个部长来说,每次选举带来的制度化不确定性还是能够起一定的鞭策作用,因为新加坡实行的是类似英国的政治体制,选不上议员就不能当部长。选票的压力使政府难免要出台一些讨好选民的政策。
退休高级公务员严崇涛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开始的时候你给猴子喂花生,他们就会跟随你的节奏跳舞。现在,因为你给他们喂了太多的花生,猴子已经变成大猩猩了,你就不得不跟随他们的节奏跳舞。这就是你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一个标榜反对民粹主义、敢于实施必要但不讨好政策的强势政府,在选民和选票的压力下,渐渐地把身段放柔软,不再处处保持威严,而且还频频向选民示好,经常给百姓发放各种“红包”,这已经不是保守政治家眼里的威权政府。
(图源自: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
其次,新加坡的政联公司(与政府关联的公司)与国有企业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政联公司是按公司法成立的“私人有限公司”,有严格的破产机制。既没有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也没有政府赋予的多重目标和任务,完全按照市场经济中的私人企业运作方式经营。加上新加坡的国内市场窄小,使这些公司不得不到国际市场上寻求发展,受国际市场的纪律约束,业绩好坏比较容易评估。不像一般的国有企业,可以躲在国内市场中舒舒服服地享受政府的保护,以企业的多重社会责任掩盖管理的无效率。
在建国初期,新加坡拥有的主要是贸易公司,制造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新加坡政府先是引进跨国公司,然后以国家企业家的精神积极培养自己的政联公司,与跨国公司竞争。政府当时向政联公司注资入股,目的是了增强人们的信心,鼓励私人企业进军制造业。
新加坡政联公司和政府关联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是公私合营,例如新加坡政府出资10亿新元与日本住友公司共同建立了新加坡石油化工公司;有的则是公有民营,新加坡航空公司刚成立时百分百由政府拥有的,管理则完全交给专业经理人;还有一些开始时是政府直接管理的,如星展银行,国家钢铁公司,裕廊和三巴旺船厂,新科集团 (前身是隶属国防部的胜利集团) 。但是,分管这些政联公司的政府官员都必须与商界领袖交朋友,学习如何做生意。而有的政府高官 (如林金山) 本身就曾经是成功的商人。
新加坡一个聪明的做法是请跨国公司的主管当经济发展局的顾问,向他们学习如何管理企业。这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新加坡的生存环境迫使政府官员学习如何适应市场规律,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反过来运用权力逼迫市场服从官场规矩。新加坡政府后来成立了淡马锡控股公司管理数量日益增多的政联公司,一方面为了改善公司治理,一方面还要接替财政部“国家企业家”的职责。
然而,政联公司也具有国有企业的一些通病,公务员保守、害怕冒险,与企业家的激励和思维方式还是很不一样。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越来越难。政联公司的整体表现之所以不俗,与新加坡的特定环境和政府的有效管理分不开,与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也分不开。
(图源自:李光耀推特)
再次,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新加坡政府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并没有能力实行“高薪养廉”。严崇涛当公务员的起薪是每月680新元,而最高级公务员 (部里的常任秘书) 和部长的月薪是2000新元左右。政务官和公务员除了薪金以外不享受任何津贴或者附加福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善。除李光耀外,第一代部长们在80年代都先后退休了,他们在退休后多数过着清贫的生活。可见当时的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绝对不是高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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