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的花街版图

2022-01-08     缘分     52234

陈桂兰街这个著名的红灯区,有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话说那时有个姓余的花花公子,家里有钱,常到陈桂兰街找女人。

余大公子有财有势,喜欢显威风,摆架子,每次到陈桂兰街,都带着大批人马,包下整排妓院,带来的跟班,有些是他的仆人,有些是保镖。这些随从,手上都提着一个个红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余字,挂在妓院门口。让人一看便知道,余大公子包下了陈桂兰街的红灯区。

故事也许是虚构,但一直流传下来,可见当年的陈桂兰街,在新加坡是排名第一的红灯区。

吃完饭后,公馆变青楼

出名的红灯区,小坡是陈桂兰街,大坡是恭锡街。

恭锡街

二战前后的花街版图

现在的恭锡街“三街坊”,已从娼寮林立的红灯区转型为时尚餐饮区。

恭锡街是为了纪念陈恭锡而得名。陈恭锡(1850-1909)当年曾任华人参事局与保良局委员,又受封为太平局绅。

早期的恭锡街,琵琶仔最多。琵琶仔是年幼的歌女,说是只卖唱不卖身,但为了生活,为了家里的父母和弟妹,有些也无奈陪客上床。

琵琶仔都是出身贫困,漂洋过海来南洋。她们靠着原始本钱养家,个个有把辛酸泪。到恭锡街当琵琶仔,最大的心愿是赚点钱让弟妹多读点书,让家人多些温饱。

有些琵琶仔,不想长期深陷火炕,干脆当有钱人家的小三。一把辛酸泪,有苦自知。

不久前,本地有个可敬的琵琶仔,年华老去,将存在银行的30万元,捐出做慈善。

琵琶仔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时过境遣,已不复在。

早期的恭锡街,虽是青楼,但多是妈姐主持的公馆。公馆也是变相的青楼,客人到公馆吃饭应酬,琵琶仔唱歌助兴,吃了饭再找床上的游戏。有些别处的公馆要找女人,也找到恭锡街,一个电话来,女人便送到。

到了1960年代,恭锡街的公馆很多已消失,琵琶仔也没有了,但恭锡街还是恭锡街,红灯区的名气更响亮,门口长方形的玻璃门牌亮晶晶,直接做妓院生意。

除了恭锡街,大坡的史密斯街,有个演广东大戏的梨春园,从前叫戏院街,现在是美食街,几十年前也是闻名遐迩的花街,街上有20多家妓院。

史密斯街

二战前后的花街版图

史密斯街几十年前处处是青楼。

那年头,嫖客都懂“五块六”这句话。大概当时在娼寮找女人,“五块六”是公价。那时嫖客常常开口闭口“五块六”,就是去找女人的意思。

现在年轻一代,相信不知道“五块六”是什么;但60岁以上的人,大多知道“五块六”指的是那回事。

牛车水的烟花女子有几人?

二战前后的花街版图

图为早期被带到新加坡卖淫的日本穷家女。照片取自2009年194期优一周《海南街不只三条,四街是花街柳巷》一文的档案照。

1819年以后,随着新加坡的开埠,一批批华族男子从中国南来打天下,但在宗教思想及妇女应该留在原住地的传统习俗影响下,起初只有男性南来,使本地华族人口两性比例悬殊,而且差距不断扩大。

1823年,华族人口男性近3000人,女性近400人,比例是8对1;1850年,华族男性人口增至2万5700人,女性则只有2200人,比例为12对1;1884年华族男性达6万名,女性为6600名。根据殖民地政府的保守估计,其中2000名女性是妓女。她们是19世纪末,在中国重重天灾人祸的驱使下南来卖身的。而牛车水也差不多在同个时期成了本地的“红灯区”中心。

根据美国史学家詹姆斯·沃伦的著作《新加坡妓女1880-1940:阿姑与唐行者》的记载,1905年牛车水的华人妓院共有93间,这并不包括那些没登记的妓院。

清代书生李锺珏著的《新加坡风土记》就有一段描述1887年牛车水妓院的文字:“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此外,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当时牛车水妓院的“壮观”景象。

(图·作者、新加坡报业控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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