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遭受祝融之灾的新加坡龟屿拿督公庙有段独特历史，史记灵验异常

1921年的英文碑石。

纪事铭文透露了一些历史：

一、在1917年时，居住于本岛“蓝豆巷”的何明发（据英文铭刻，何明发是侨生“峇峇”），被龟屿的“老仙女”选为降乩（被神明附身）的对象。

二、至少有七名信徒在这一年捐钱，于此建筑新庙。首位捐献者王水斗，其名字亦出现在1927年龟屿大伯公庙（福山宫）重修的铭刻上，包括先在1925年喜敬一座精美的石质香炉（香炉上刻有龟屿大伯公庙，乙丑年，王水斗敬），此次福山宫重修他捐献250元，捐额名列首位。王水斗祖籍福建东山县，经营黄梨业，历任中华总商会福帮会董。并曾捐赠3000元予后港斗母宫的创建。

三、铭刻上的“蓝豆巷”的确切地点，根据另一碑石上的英译铭文，注明为Rangoon Road，即今天的仰光路。而“蓝豆巷”的“蓝豆”，似乎是“拿督”的同音异写。究竟仰光路为何还俗称为“蓝豆巷”？则需要进一步了解。

新发现的光绪十年香炉

龟屿拿督公符咒。

就在前年与友人参观拿督公庙时，发现一座石质斗形香炉上，镌刻几行铭文：

龟屿，百姓爷公，光绪拾年（1884）九月立，怡成号郭氏送。

石香炉被漆上一层厚厚的黄色乳胶漆，字体不易辨认。香炉上的铭文对岛上拿督公庙的历史溯源，不但有所帮助，也为华人祭祀“拿督公”的概念，提供珍贵的史料。首先是香炉上的“龟屿”二字，这应该是目前所见铭刻文献上，最早出现的龟屿中文地名。虽然知道龟（Ku）屿（su）是源自闽南语（“屿”字闽南音作“诗”）。但究竟始于何时？且马来地名，无乌龟之义。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百姓爷公”这个名称。原来百多年前的华人信徒，将庙里奉祀的神祇称为“百姓爷公”。这令人想起奉祀于马六甲青云亭护厝内的一尊神明“大众爷”。“百姓”与“大众”二词相近。“大众爷”崇祀源自闽台地区对无主孤魂或枯骨的祭祀。早年闽地动荡不安，常有兵灾、械斗或瘟疫等突发事件。对死于非命及客死异乡的幽魂，人们通常设一小祠庙或祭坛来祭祀与抚慰，有些“大众爷”则陪祀于地藏王庙内。另外，台湾还有“义民爷”“有应公”“万善爷”等不同称法的崇祀，祭祀功能相似。此光绪十年香炉上所镌刻的“百姓爷公”，同样是上述一类的无主孤魂。至于华人何时开始借用原乡崇祀的“百姓爷公”之名，代称本土的马来圣墓（Dato Keramat），暂无法理清。无论如何，此乃研究龟屿早年历史的珍贵铭刻文献。

拿督尊称溯源

既然“拿督”一名原自马来世界，那先从现存马来文献着手。翻阅马来宫廷经典文献《马来纪年》，就能看到以“拿督”尊称的记载。“拿督”（罗马拼音Dato、Datok、Datoh、Datuk皆同）也译写为“那督”“哪督”等。此名称在马六甲王朝时代原是置于官阶名称前的尊号。同时代重要的官阶包括首相称为“本达哈拉” （Bendahara）、财政大臣“天猛公” （Temenggong）、水师提督“拉沙马纳”（Laksamana或Laxmanna）。据早年英国的马来亚史学家温士德（Winstedt）之看法，马六甲王朝的朝廷典制，是第三任君主确认下来的，且可能是源于古印度化帝国室利佛逝。

《马来纪年》记载新加坡拉王朝（Singhapura）时，有以“敦”（Tun） 这个尊号冠于王室成员名字之前的。今天“敦”与“拿督”之尊号，依然被马来西亚苏丹用来赐封包括华人在内的有功人士。其中以“敦”更为尊贵，如马来西亚已故前财政部长及华社领袖敦陈祯禄曾先后被赐予“拿督”和“敦”的尊号。

华人拿督的最早记载

“拿督”一词最早或见于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书中记载“大泥，吉兰丹”（今北大年与吉兰丹）时曰：

初漳州人张某为“哪督”（督字原文从口），“哪督”者，大酋之号也。

可见“拿督”是相当于地方头人或土酋的一个官职。书中记述，明代时北大年于吉兰丹的华人移民（称为流寓者）甚多。因此当地统治者会在华人群体中，设官职来自我管理。这类似于后来荷兰及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社区，施行的“甲必丹”制度。

无独有偶，吉兰丹一些华人神主牌文献上，还能见到“拿督”的封号，只不过是异写为“哪督”二字。上世纪80年代，任教于马来西亚大学的德国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吉兰丹抄录中文铭刻资料时，发现一些神主牌文献，内牌墨书亦见“哪督”封号。其中一位名为黄志德（卒于1880年）的漳州人除了被封为“甲必丹”之外，还被赐予“哪督”封号。有意思的是，其夫人陈氏（卒于1885年）亦诰封为“哪督娘”。

可见马来半岛的统治者，赐封华人为“哪督”，委任其辅佐管理地方华人社群的做法，至少从明代中晚期，一直延续至19世纪。到了近代，拿督的尊号已经转化为苏丹每年华诞时，授予有功人士的勋衔。实际上今天的拿督勋衔，较为类似于清末时捐官所授予的虚衔。然在马来半岛，我们却能在中文文献上，见到华人受当地统治者赐予“哪督”一职，来管理当地的华人社群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明代晚期。

汉化的“公”与巫化的“大”

融入与在地化是南洋华人移民社会的历史进程。“拿督公”的“公”字，与“大伯公”的“大”字，即是在尊称对象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汉化与马来化（或称本土化）现象。

由于是尊号，拿督一词同时被马来民族转换为称呼神明或敬畏的灵异。马来民族原本就有称为Keramat的圣墓或圣迹崇祀，Keramat源自阿拉伯文，乃圣神之意，马来世界在伊斯兰化以后借用此语，有时也称为Dato Keramat，转换具体从何时开始暂无法理清。我们可以在马来文豪文西阿都拉的自传（刊于1849年）里看到这个用法。阿都拉随友人前往甘蜜园观看华人私会党的入会仪式时，将华人祭祀之神明与神坛称为“拿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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