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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懂英语，新加坡会丧失文化认同感，在大千世界中迷失方向

2022-08-22 于晏 16776

（南洋学会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图源：南洋学会）

七、俱乐部、书报社、体育、兴趣组织：例如怡和轩、吾庐、同德书报社、精武体育会、厦门公会闽南语讲演会、裕华华语讲演会等。

八、校友会：例如各个华校校友会、大中华区各个高校在新加坡的校友会等等。

（怡和轩办“新加坡沦陷八十周年纪念展”，策展人林少彬向来访的马来西亚新山福建会馆代表团介绍新加坡华社助华抗日的历史。图源：怡和轩）

既广且深的华社网络和资源

为什么政府重视华社？因为华社有影响力。这些团体一方面是独立自主的社团，另一方面，它们相互联系和合作紧密，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网络铺得非常广。

不仅如此，这些社团的领导经常还在社会上的其他团体也扮演重要角色，可能在选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当领导，可能在养老院当筹款主席，也可能在学校当校董。因此，华社的网络不但广，而且深。

在新加坡的不同历史时期，华社团体在新加坡各个方面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殖民地时期，政府对教育、卫生、住房等领域照顾不足，华社施医、兴学、赈灾、救难，怡和轩和中华总商会组织社会出钱出力支援中国抗日，福建会馆捐地设立南洋大学，为本地人向殖民地政府争取公民权等等，都是彪炳史册的大手笔。

独立之后，上述教育、卫生、住房等功能都由民选政府提供，华社在这方面的传统任务和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于是把精力转向传承祖籍中华文化，发扬本地华族文化，并继续扶弱济贫。

兴化人不是“福建人”

潮州人不是“广东人”

梅县人、大埔人“独立”为客家人

这是什么操作？

讲到新加坡华社，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地缘性的会馆和社团当中，福建、兴化、广府、潮州、客家、海南、三江等等是同列的。

在殖民地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华人纷纷出洋谋生。当年只有老家方言和官话，但官话并不普及。各地出海的华人，到了南洋各埠之后，都是按自己老家的方言聚集而居，形成各方言帮。

为了行政方便，殖民地政府就按照方言来对各个华人社群进行分类，而不是按照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

因此，在新马一带的传统语境之中，所谓“福建人”不包括兴化人，不包括福州人、福清人，也不包括永定的客家人。“福建人”特指“闽南方言族群”；不用闽南方言的福建人，则另外归纳为福清人、兴化人、福州人、客家人等等。

同理，所谓“广府人”或“广东人”特指“粤语方言族群”，因此不包括使用潮汕方言的人群，也不包括梅县、大埔、丰顺等地的客家方言族群，但包括使用粤语的广西人、香港人；使用潮汕方言的则独立分类为“潮州人”。在新加坡，所谓的“潮州人”比“广府人”多。

更有趣的是，在福建的永定和广东的梅县、大埔、丰顺等地的客家方言族群，在新马一代，倒是归属于同个方言族群，称为“客家人”。

这种按方言来划分籍贯的做法，从殖民地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到了现在，福建会馆里也有永定人、兴化人、福州人。这是后话。

讲华语运动

笔者生于60年代末。到了70年代念小学时，汉语方言是社会上、家庭里的主要用语，甚至在学校，教师有时都用方言来辅助教学。

70年代末，李光耀认为汉语方言在社会和家庭的使用妨碍儿童学习双语。他说：“很少儿童能够有效地同时掌握两种语文及一种方言。事实上，两种语言都说得流利的人少之又少。多数的社会都是单语的，道理很简单——大多数人生来只有应用一种语言的能力。如果我们要双语教育成功，我们就必须使用华语代替方言成为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