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加坡的“小贩文化”可以申遗成功？

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小贩中心对我来说，是一道可以忽略不计的风景线。

它既不如星耀樟宜的瀑布震撼，也没有金沙酒店的科幻轮廓，更比不上滨海湾花园那些夜晚会发光的灯树，或是城市森林般的高楼中庭那般容易进入旅人的镜头。它太“接地气”了——塑料桌椅、食物混合的油烟味、等餐时的湿热空气与脚步匆匆的人群。

后来，在我还没安顿好、锅碗瓢盆还漂在海上的那些日子，小贩中心成了我的食堂。商场餐饮不便宜，而小贩摊上的饭，热气腾腾、价格公道、总有一口可以安抚未定下来的心。

再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小贩中心的存在，并不只是“便宜”那么简单。它让一个城市的底层，也可以活得有尊严；它让移民、新住民、老一辈人，都能在一张桌子上平等地吃饭；它甚至，是新加坡人的一种身份认同。

当我发现“hawker culture”竟然被列入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许多纪录片、学者文章将其当作国家“国民性的缩影”来讲述，我开始认真对待这个原本被我视为“日常便利”的存在。

于是，我查阅了许多文字、影音资料，也参加了一些关于小贩文化的讲座，今天这篇文章，是我试图梳理小贩文化为何可以申遗成功的笔记，也是一次重新理解城市的练习。

一、小贩文化的起源：殖民地街头的生计选择

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的殖民地时期。大批“下南洋”的华人和印度劳工，由于缺乏土地、资本或正式工作机会，转而以街头叫卖维生。

有“挑着扁担、挂着箩筐”的流动小贩（Itinerant Hawkers），走街串巷叫卖；

（图片来自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也有“占街设摊、固定点售卖”的摊贩（Stall Hawkers），在街头、庙前或码头附近落脚。

（图片来自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彼时，这些小贩大多非法经营、卫生条件差，被英殖民当局视为“urban disorder”，甚至被冠以“Chinese problem”的标签。但由于提供了工人阶层所需的廉价食物，他们也获得了民间的广泛支持。

在新加坡还未成为今日的花园城市之前，小贩曾是街头的“治理难题”。

1950年代，街头两旁布满摊贩：小贩们占道经营，污水横流，垃圾堆积。碗筷泡在同一个桶里，油锅没有换过，塑料棚下挤着人们的生计与一日三餐。

在这份1957年的《Singapore Free Press》报纸上，甚至用惊悚标题写道：“30,500个潜在杀手”来形容当时的小贩。

二、然而，没人能否定它的“必要性”：它是问题，也是答案

小贩存在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美食”，而是“活着”。

根据1950年的调查，26%的小贩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才摆摊。战争后的经济复苏还未触及最底层，失业者、老年人、独居妇女、体弱者，他们无力承担租金和雇员，只能走上街头。一张木板，两口锅，就成了谋生的全部。

与此同时，小贩摊提供的，是城市中最廉价的食物。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鱼丸面、炒粿条、椰浆饭，原本就是给工人吃的饭，是最务实的热量与成本计算。

它从来都不是为了“吃得好”，而是为了“吃得起”。

这是一种“被需要却不被欢迎”的存在，也是一座移民城市最早的共生机制。

三、改革：制度如何接住这些“合法而不合规”的生活？

新加坡政府没有“清场”，而是花了近四十年，逐步引导他们“转正”：

时间 关键措施

1966 全面执照化

1967 推行《小贩守则》与清洁法

1970 建设有盖小贩中心

1987 最后一批街头摊贩搬入中心

（图片来自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71年开始建的第一座小贩中心，位于新加坡的Boat Quay，照片拍摄于1976年，当时有80个固定摊位小贩）

改革的核心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更好地让它“活着”——

摊位只发给真正有“社会需要”的人（年长者、靠政府补助生活的人），租金控制在数百元；公共设施统一清洁；摊位布局在邻里组屋区的中心，像心脏一样泵动着社区的日常节奏。

它成了一种城市对弱者的保护，也是一种制度下的体面保障。

我会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新闻报道里看到有一些发布的乐龄（新加坡对年长者的称号）人士在小贩中心吃饭的视频，文字会描述他们也许1分钟的路，他们需要颤颤巍巍走十分钟，但是几乎每天都吃一碗4新币的鱼丸面，满满一碗鱼丸汤，还有一碗撒著猪油渣的拌面，乐龄人士会在视频里说，几十年了不涨价，所以每天都来。他们也会问摊主，你不要涨价好不好，你不涨价我还是每天都来。

未完待续,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