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加坡的“小贩文化”可以申遗成功？
4小时前 静姝 6505你可能会好奇，为何小贩中心的鱼丸面、炒粿条在这里几十年不过涨几毛钱？
答案就在运营成本背后，是政府政策撑起的“城市良心”。
（图片来自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讲座《The story and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hawker culture through different lenses》)
通过这张图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小贩最大头的成本实际在食物的原材了上，占了60%，而一般我们认为的租金是大头，在这里的占比反而出乎意料地低。
“先驱一代”小贩的摊位租金，平均仅需300新币/月，而普通小贩也仅需要1250新/月，这个组金成本无疑相当地良心了，与商场里或者私人咖啡店的万元月租金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政府还提供复杂补贴系统，水电费减免、原材料采购支持、清洁服务集中管理等，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运营成本。
无形间，通过这些“结构性优惠”帮助小贩们形成一张制度性安全网。
四、小贩中心，如何成为新加坡人的“身份空间”？
小贩中心并非只是吃饭的地方。根据历史报告与数据，20世纪初的小贩街头已呈现清晰的族群分工
（图片来自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讲座《The story and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hawker culture through different lenses》)
把图片上的信息总结一下，在当时，不同地区的人他们主要提供 的食物类型为
华人福建人：熟食与蔬菜，在牛车水设摊；
潮州人：卖鲜鱼、猪肉、水果，聚集在Ellenborough市场；
广东人：主打熟食与日用品；
海南人/福州人：以咖啡和熟食闻名；
马来与爪哇人：卖satay、kueh、mee siam；
印度人：提供rojak、vadai、酸奶、kacang puteh；
北印度穆斯林：街头贩卖茶、生姜水、冰球等。
这些食物与摊贩背后，是“族群+街区+饮食”的社会生态系统，每一个摊位背后，都是一个移民身份的故事，串联起日常生活的地图与身份记忆。
而治理之后，政府通过发放小贩的执照来通过设定种族食物配额，让一个小贩中心必须同时容纳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种种族食物，从而让人们在锅碗瓢盆中慢慢学会互相理解。
这样的政策看起来有些“刻板”，同样类似的政策在新加坡的组屋人种控制中也有体现，但是恰恰因为这样的“刻板”，新加坡将“吃”变成了一种公共服务，既是一种社会平等的象征，也保护了小贩中心里的文化多元。
一位越南主妇甚至“误打误撞”竞拍到印度摊位，如今成了卖appam的“非典型”小贩——这也体现了文化身份的开放性。
（新闻来自于CNA）
五、小贩中心是社会教室，也是政治竞技场
我参加的小贩文化讲座中最让我印象深刻或者说意想不到的，是小贩中心的政治意义。
在独立早期，小贩既是“卫生问题”，也是“选票问题”。民众强烈反对取缔小贩，政府在立法同时，也必须给予妥善安置。
到了今日，小贩中心变成了议员们竞选时“必到之地”。
2023年总统选举，新加坡现任总统尚达曼（Tharman）宣布胜选的第一站，就选在裕廊的Taman Jurong Food Centre；
（图片来自网络）
2025年国会选举期间，不少工人党支持者延续往年的大选传统，在后港5道第322座组屋的“燕飞来”咖啡店等候开票结果。
（图片来自网络）
不少选取的人民行动党在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后，选择的谢票地方往往都是小贩中心。
（图片来自网络，人民行动党丹戎巴葛集选区团队以81.03%高得票率当选领军的教育部长陈振声走访荷兰通道熟食中心，答谢选民并与大家合照）
小贩中心，既是食堂，也是舞台。
六、小贩文化的未来：既是守艺人，也是创变者
今天的小贩，不再只是被迫的谋生者，他们褪去了对这份“谋生”职业的羞耻感，相反，今天的小贩成了一种职业选择。
一些年轻人为了陪伴父母，辞去白领工作；
一些年轻人怀揣对“本地味道”的热爱，在保留传统中加入创意；
一些摊贩用社交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传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他们代表了这个城市最美的模样——有记忆，也有未来。
比如我最近去过一个hawkerpreneurs的店，是在纪录片《我们社区的饭厅》里推荐的Tang Kay Kee Fish Head Bee Hoon这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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