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术的距离感介入并表达——画家巫思远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艺术的双重本质——社会现实与自律性时指出，“艺术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直接可以沟通的内容，而是某种非常间接的东西，那就是抵制。从美学意义上讲，这种抵制导致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直接模仿社会的发展。激进的现代派艺术之所以保留着艺术的固有禀性，是因为艺术让社会进入了自身的境域；不过，这里只是借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就好像是在做一场梦那样。倘若艺术拒绝这样做，那它就会自掘坟墓，走向灭亡。”[1]

在新加坡，就有这样一位用冷静思考，表现社会的画家——巫思远（Boo Sze Yang，1965- ）。他用艺术保持一种相对的距离，但他对社会的介入却是认真、直接而且敏感的；他似乎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并不张扬，不是情绪化地手持长矛冲向魔鬼般的风车，而是安静、娓娓道来，就像一位有着崇高志向和信仰的、来自偏远山区的乡村教师。

在他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融合气质。我们不能过于随意地把巫思远归入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范畴，抑或是曾经时髦一时的波普艺术。他是一个混合体，他的作品也与那些风花雪夜式的“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有明显的区别。即使他用凌乱的线条画一座商场、一座教堂，抑或别的什么，人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带有主观介入的、批判式的表达。

在求学中遇到灵魂拷问

巫思远祖籍潮州普宁，家族中人多从事造船业，没有人学习美术。他是长门长孙，从小就受疼爱，父母也从不给他压力。在学校，他各科成绩一般，只有美术最好。虽然在英校读书，但华语流利，热爱华文，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亲近感。中学毕业后，他先是遵照惯性思维去义安理工学院读造船专业，但终究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转而投向美术。1988年起开始修读南洋艺术学院预备班，一年后正式入读，1991年毕业。

1995年，巫思远赴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修读研究生学历课程，为期9个月。导师在课上讨论分析他的作品时，称赞他技巧不错，色彩也很好，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令他深感触动：“在这些作品中，我没有看到你。”[2]彼时巫思远的作品主要是受到西方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及混合媒体等表现手法影响。

他在学校里学到的就是这样的西方艺术，也因此以为那就是他应该遵循和向往的艺术。然而在英国教授眼中，那些作品充其量只有技巧可言，看不到与他所代表的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概念的任何关联与艺术想像。

在当时的历史景观之下，文化的差异性依然是欧美主流文化精英阶层所关注的话题。在殖民主义全面崩塌的196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西方人敏感地看到曾经弱小的国家或民族的逐渐崛起或文化复兴，也因此充满了深具旁观者心态的兴趣和观察，而绝大多数像新加坡这样的在历史上并不十分清楚或不能十分明晰地表白自己文化属性的国家，还处在文明归属的觉醒与半觉醒之间徘徊，只好沿袭旧时的文化倾向和态度。这在原本高高在上的西方文明体系看来是颇为疑惑不解的。

对巫思远来说，这是一个击中内心的重要问题——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是什么？面对这一灵魂拷问，巫思远于同年创作了一幅与以往风格完全不同，介于抽象和具象表现之间的作品《歧路》。

《歧路》, 布面丙烯, 208x190cm，1995

从1996年开始举办第一次个展开始，巫思远一直都在思考绘画的本质这个问题。他关心周围熟悉的事物，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触摸到心跳。期间他在南洋艺术学院教书，从初级素描到三年级学生的创作，同期也每年举办一次个展。

2003年，他再次踏上求学的旅程，赴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Chelsea College of Arts，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学习，2004年获得硕士学位。这是一次近乎朝圣的历程，他终于去了一直想去的地方，那里也是他在南艺时的校长林友权曾经读书的地方。

时过境迁，巫思远发现美院的教授们不再关心8年前提出的文化身份的问题。世界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欧美的美术主流已经将艺术还原到艺术本身，绘画再一次重新回归到纯粹的绘画本体，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和原始了。但此时的巫思远已经成熟，不可能就这样再次被盲目导引著回归。以前，他把思考放进画面与社会沟通，多少有说教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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