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爸爸：中国孩子缺少的“领导力”，在新加坡是如何培养的

我们只要略微考察一下目前仍然富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就以苏轼为例。

在他戏剧性沉浮的人生中，苏轼在朝廷中做过官，也遭受过贬官流放。论政治权力，朝廷中命官的权力很大，但这种权力只能影响同时代的下属。如果只有这些，人们现在会早就把他遗忘在历史中，就像历史上众多大大小小的官吏一样。

苏轼在目前的影响力，主要源自他在人生晦暗时期的作为和作品。他能激励现代人的，是在这些作为和作品中展现出的人格。这后一种影响力是与政治权力不同的文化权力。政权权力总是局限于一定的地域、特定的时代，而文化权力是激励性的权力，能够穿越地域和时代。

这一番关于领导力和权力的讨论，为培养领导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如果我们对领导力有偏见，在培养孩子的领导力方面就容易误入歧途。

在讨论安娜【小编注：莱佛士女中学生，作者的女儿。参见:伴女儿一起成长：考入莱佛士女中，跨入人生新阶段】的情况之前，我还是先说说自己的情况。

在我们那个一场考试定终身的时代，学生们都一心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大学录取学生看的只是高考成绩，学生别的方面的素质基本上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领导力的培养，本来就不是学校教育受到重视的一部分。在中学里，由于学习成绩好，老师给我安排了课代表和学习委员的头衔。这些头衔听起来像是领导的职位，但是其任务就是帮助老师干一些收发作业本的杂事，根本谈不上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

这种如此偏重考试的教育体制，显然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人因此就得出，中国的教育体制原本就比西方单调。

我们追溯一下中国教育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的教育显然应该不是这样。帝国时期，中国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为管理帝国的官僚体系培养人才。官僚本身就是领导，培养领导的教育体制不可能对领导力漠不关心。

其实，帝国的官僚不仅需要有领导才能，而且需要文武全才。即便做一个七品芝麻官，县里从农业生产到公堂断案的所有事务，也都要一人全管。

对考试的偏重和对能力的忽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中国的科举体制长期实行之后僵化的结果。北宋时期，经过欧阳修的改革，中国的科举体制发展到最完善的境地。当时的考试注重的是实用的治国安邦思想。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在实行了几百年之后，科举考试已陷入内容空洞、只具形式的八股文。由此，出现了考试与实用的脱节。

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文理分立现象，进一步带来了学习理科知识与社会能力（包括领导能力）的对立。

由于受到自己时代思维模式的影响，我在很长时期里都是处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即便对当下实事的关注，也是处于独自思考的状态。

只是工作了之后，我才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近几年运行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思想分享给他人，算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待几年后孩子长大了，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与我相比，安娜成长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和一个很不同的教育环境中。在领导力的培养方面，她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情况。

由于当初我们来到新加坡之后不久，安娜便开始上小学，她在早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适应这里的学习环境。

尽管如此，安娜很早在领导力方面就表现突出。她二年级被选为班长，后来又担任过级长（Prefect）和亲善大使。刚进中学时，由于是来自自己小学的唯一学生，安娜也经历了一段适应时间。但她很快就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

安娜在进入中学的第一学期，就积极参加班级领导的竞选。

在第一学期竞选失败之后，她仍然积极地参加班级的活动，并努力为同学服务。结果，第二学期她被选为副班长。这个职务在第二学年经过新的竞选，一直保持下来。

二年级时，安娜被选为学生代表。

进入第三学年，安娜的领导活动集中到学生代表大会中，这样，她的领导活动从班级扩展到学校。此外，这一学期课外活动的领导进行换届，四年级的学生把领导职务交给三年级的学生。新一届的领导同样由选举产生。结果，安娜被选为莱佛士戏剧课外活动的副主席。

莱佛士女子中学非常重视领导能力的培养。

学校为学生提供了较多的领导职位，但是领导职位仍然需要通过竞选获得。竞选的过程也很规范和公平。候选人先经过老师和学生推选。竞选时每个候选人需要发表一段演讲并回答观众的问题。最后，领导由集体投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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